羽离子，本名钱健，男，1954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市。羽离子为其号，多以号行文。早年从事机械设计与制造。后依次毕业于海门师范学校美术专业、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苏州大学历史系。进修于英国利汶语言中心学院。另研究于英国罗伯特·戈顿大学、爱丁堡大学达四年。近年来先后在江苏省南通师范学院、南通大学任教；其间又曾为清华大学访问学者。在此前后学术出访过比、荷、法、美、日、加等国。二十多年来，已在海内外发表了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专著三部，整理和编译英文史料文献的专集一部。另外，撰供内部刊印或交流的长短文论与学术报告等则别有几十种。其著述多考论中外交往史、科技与文化史、中国史等。

    《中外科技交流史考论》是关于研究“中外科技交流史”的专著，书中具体收录了：唐印刷术专著《龙树出印法》考、纪念元代杰出的波斯援华科学家札马剌丁、西亚马拉加天文台图书馆关系中伊文化交流的若干事实等内容。<br>    1985年初，我的第一篇既属于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又具体论述中国早期定量制图学史的论文发表。由于先后所接受的专业教育和所从事的工作的多样化及本人的没有止境的好奇心与探究习惯，我的观察视野和学术研究的领域得以拓宽；但中外文化交流史及其所包括的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始终是我锲而不舍地钻研的学术领域。迄今为止，我所写下的学术考论已有二百多万字，只能将之分批出版。这本《中外科技交流史考论》即为其一；所撰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文献学研究》、《唐元四客卿史实考论》诸书以及《中外交往史考论》的各分集等将次第出版。至于我在英国的英文的学术著述，如将来条件允许，也拟结集出版。<br>    中外科学技术交流的内容极多，我无意，且作为个人也无力去写一部这方面的通史，而只就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了些探索。这些问题在《中外科技交流史考论》的目录中已列出，在此绪言中已无须赘言。<br>    记得早在1985年年底，我曾将批评李约瑟的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ion in China）的地理科学分册之内容的拙文译成英文后将之寄给时在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本人。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他对我的批评意见没有提出异议，可能他需要时间来思考。

    关于中国制图学史的问题<br>    在科技史研究领域，传播着这样一种观点：以用矩形网格坐标绘制地图为标志的东方定量制图学甚至早在汉代时就已发端，其理论与方法则于晋代裴秀时得以奠定和完善。在其后的时代里，曾发展到了古代世界中定量制图学的高峰，并西传欧洲，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欧洲定量制图学的复兴。但事实上，重新审视中国制图学史，会发现，支撑这一结论的公元一千年以前的证据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本文依次给予分析。<br>    一、矩型网格制图初创于汉代的问题<br>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称：“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但这只是说黄帝时曾根据星宿的分野来相应地分出所统地区的各个行政区划，且古人所定的十二星次混配二十八宿问的分界并非是横平竖直的，各星宿互相参差疏密，据以分地，所分的行政区域同样也是犬牙交错。因此，古代的天庭分野论不可能成为地图矩网坐标的理论来源。

绪言<br>关于中国制图学史的问题<br>唐印刷术专著《龙树出印法》考<br>补考唐《龙树出印法》名义<br>犹太医药学等在古代中国<br>以沈括为代表的宋代定量制图学的杰出成就<br>纪念元代杰出的波斯援华科学家札马剌丁<br>朝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母本之一及清洁的地图<br>公历年与伊斯兰太阴历年互相换算的新公式<br>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甄误<br>元秘书监藏回回书籍的下落<br>西亚马拉加天文台图书馆关系中伊文化交流的若干事实<br>爱薛非阿实克岱，亦非阿布舍克尔<br>对欧洲人初来大明购书之事的补论<br>欧洲人在中国所建之早期图书馆及西书事补述<br>俄国首次对华赠书始末<br>英国喜敦厂与中国的近代制币业<br>附：HEADING INDEX AND PRESENT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