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推行的“车同轨，书同文”，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语言、文字、度量衡等政策，影响深远，为大一统国家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南越国时期，其不仅政治制度完全因袭了秦制，在文化上同样向中原学习。比如在南越王墓中发掘出的第二代国王赵昧的金印，使用的就是秦统一后推行的篆文，其他竹简、木牍、陶器上的印文也多是篆文，南越王模仿中原地区先秦时的礼乐制度，同样以编钟、编磬作为王室礼乐。在社会生产方面，引进铁制农具、推广农业耕作技术等，同样是接受和推广了汉族的农耕文化。
两汉时期，经学得到较快发展的地区是当时作为岭南地区政治中心的广信。到了西汉末年，岭南经学已经具有较高水平，广信人陈钦精研《左传》，在海内声名日盛，曾受邀给王莽讲学。东汉末年时，广州经学也大放异彩，如番禺人董正居乡讲学，一些中原学者甚至慕名前来求教。此外如番禺人杨孚，学高品正，在东汉章帝、和帝时官至议郎，是岭南地区最早出任中央高官的人物。他撰写的《异物志》，介绍了石榴、龙眼等许多在当_日寸的中愿人眼里看来十分新鲜奇异的事物，是关于岭南的第一部风物志。传说杨孚辞官归家时，从河南洛阳带回松柏栽在位于现海珠区漱珠岗的屋前，冬季竟然大雪盈树。海珠区俗称为“河南”，即是因为这些松柏来自河南，后人以此代称杨孚故居。
到了唐代，岭南地区儒学已可比肩中原，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张九龄在唐玄宗时通过科举考试，得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担任了唐朝的宰相。张九龄居官秉公守正，直言敢谏，最后也是因言罢官。据说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唐玄宗在别人举荐人才时，常常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他还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其《望月怀远》一诗中，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名句。张九龄的诗代表了唐代岭南文学的最高水平，后人对他景仰崇拜，称他为“岭南第一人”。
岭南地区的宗教文化发展较早。如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东汉末年开始形成，西晋时在岭南就已广泛传播。东晋时，南海郡守鲍靓笃信道教，在广州越秀山麓创建了道场“越岗院”（今三元宫前身）。鲍靓的学生兼女婿葛洪是道教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葛洪号抱朴子，江南士族子弟，西晋时曾因军功被封为“关内侯”，但为避“八王之乱”，南下广州，后来又在罗浮山隐居修炼。葛洪是道教内丹派重要理论家，所著《抱朴子》是道教重要经典。
佛教最早是在西汉哀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经西域、中亚等地传人我国。东汉以后，中国和印度之问的海上交通日益通畅，许多天竺（中国古代称印度为“天竺”）名僧都泛海而来，先在广州登陆，或逗留传教，或翻译佛经，然后再行北上，使佛教在广州等岭南地区广泛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如在三国时，就有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二僧在广州扩建制止寺（今光孝寺前身），许多东来高僧在此驻锡译经。西晋太康二年（281），天竺和尚迦摩罗来到广州，又修建了三皈、仁王两座寺庙。禅宗始祖达摩到中国，也是在广州登陆。当时上下九一带还是珠江河岸，后人就在这里，也就是达摩登岸的地方立有“西来古岸”石碑，并修建“西来庵”（今华林寺前身）作为纪念。唐代天宝七年（748），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因为航行途中遭遇风暴，漂流海南，后到广州大云寺讲经一年，返回扬州时，据称“倾城相送”，说明了佛教在广州的影响很大。
在唐代，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人惠能被立为禅宗六祖，代表了岭南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惠能年轻时远赴湖北黄梅，从五祖弘忍学法，后来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得弘忍传禅宗衣钵。惠能南归后，在广州法性寺讲法，此后在曹溪宝林寺（今韶关南华寺）弘扬禅宗，以“顿悟”主张开创、禅宗的“南宗”，并在岭南地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唐代时，有不少大食（唐代时称古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商人居住在广州城西郊的蕃坊，伊斯兰教也相应地传人岭南。现广州市光塔路上的怀圣寺是我国最早修建的清真寺，据称建于唐代。此外，景教（即基督教）、犹太教也因外商的到来而传人，但是这些宗教主要是在族内传播，影响并不大。
岭南文化的地方特色也在不断发展。南越国时期，南越王赵佗在竭力推行汉化的同时，也采取了“和辑百越”的政策，使汉族与南越族和睦相处，并利用南越势力维护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原汉文化与南越文化的相互交融不可避免，南越人的许多文化传统得到保留和继承。比如在南越王赵昧墓中，出土了不少越式铜鼎，其制作工艺显然来自中原，而装饰花纹和造型等又明显带有南越文化色彩。其他如音乐、服饰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南越人后裔各族都较多地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
因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同，广府人在亦步亦趋地学习、传承中原汉文化的同时，也开始逐渐形成广府文化的地域特色。比如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制汉代随葬房屋模型，其中有很多干栏式、楼阁式建筑，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就是因为这两种建筑底部悬空，既凉爽干燥，又能防御毒虫野兽侵袭，适宜岭南地区多雨、多虫的自然条件。此外，岭南地区对外贸易活跃，广府人在接受中原农耕文化以及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并不排斥商业活动，相反，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士家大族甚至地方官员无不大力推动外贸并且从中渔利，广府文化相应形成了独特的商业精神和开放、务实、变通的文化特性。
秦汉以来，岭南地区就以商业发达见称，尤其是对外贸易经久不衰，而广州自始至终都是对外贸易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口岸。司马迁在考察西汉的商业城市时，指出全国有9个重要城市，“番禺亦一都会也”。这一都会的形成，与岭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内外贸易中的地位都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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