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读书》
在拨乱反正的旗帜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在思想领域里一个标准的诞生物。在那个精神世界经历了长期禁锢而刚刚得到释放的年代，《读书》提供的思想营养、文化视野以及人文关怀精神整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由此也被视为。新启蒙时代。的象征之一。
1979年到2008年，《读书》走过的近30载历程，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有人说，《读书》的历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书》的萌芽
追溯起来，今天的《读书》应该萌芽于湖北南部一个叫做咸宁的小城。“文革”中期，六千佘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翻译家、艺术家、出版家及家属下放到文化部的咸宁“五七”干校，经历了为期三年左右的“劳动锻炼”生活。在这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安静的小城，在尚未感受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压抑中，几位来自出版界的资深人士却仍然谈论着他们的不灭的梦想，也由此酝酿了日后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刊物——《读书》。
这三个永远被铭记在《读书》历史上的名字是：陈翰伯、陈原与范用。陈翰伯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干将，当年也是他陪同埃德加.斯诺去延安访问。解放前，陈翰伯以“梅碧华。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是上海有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学工科出身的陈原当过出版局领导，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范用建国前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员工，后来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文革”中，他们一起被打成“陈范集团”，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范用后来回忆，大约在1970年前后，“陈范集团。在劳动的时候就曾经合计过，如果有机会出去，还是应该继续办一本读书类的杂志。在他们的脑海里，创办于30年代的《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杂志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1978年夏天，老出版家们敏感地嗅到了一轮思想解放热潮即将到来的气息，关于办杂志的想法也变得清晰可行，于是陈翰伯、陈原与范用又开始研究此事。“大家都感觉有很多话要说，想有一个表达的“阵地”，90岁的倪子明回忆。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任，很早以前就有与陈翰伯、范用等人合作办刊物的经历，所以也成为最初的核心成员之一，“出版界的人都想办个书评刊物”。长期被压抑的思想得到了释放的空间，大家都显得兴奋无比。
因为几个人所属的出版机构都不同，所以如何设置这个“新阵地”当时还颇费了一番脑筋。据倪子明回忆，大家起初的讨论方案是由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牵头做这件事，但又感觉此方案并不合适，“（出版局）官方色彩太重，不好说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方针在知识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1979年，创办《读书》杂志开始主题讨论阶段，进入操作阶段时，大家最终形成的意见是认为由三联书店出面办比较好。
于是，《读书》有了一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奇怪的结构：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机构名义属于国家出版局，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编陈原属于商务印书馆，副主编倪子明来自研究室，属兼任。
当时，三联书店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出版机构，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部，范用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杂志由他主管。《读书》从范用时期起就每期由他亲自审阅清样，签字付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沈昌文、董秀玉等后几任三联总经理，可见对《读书》的重视与偏爱。
为了筹备这份新杂志，先成立了一个编委会。倪子明为记者提供了一份当年编委会成员的详细名单：陈翰伯、于光远、夏衍、曾彦修、黎澍、陈原、范用等14人。现在看来，每一位都称得上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这对《读书》一下子找准定位和风格，迅速建立起品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老人中，陈翰伯、史枚、陈原、冯亦代、吕叔湘、夏衍等几位已相继离世，那个年代也逐渐变得遥远，但是在《读书》的历史上，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
倪子明回忆，其实《读书》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为了这个。新生儿。的名字，当年编委会还专门开过几次会讨论。“刊物名称很乱，有人提《读书与出版》，有人建议《读书生活》等，好几种意见，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最后一次编委会上，才确定了新刊物的名称为《读书》。
《读书》到底要办成一本什么样的刊物，是学习性刊物还是一般杂志？要面向什么样的读者群？这也是编委会那时经常讨论的问题。大家最初的设想，是办一份把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串联起来，围绕书进行报道和讨论的刊物。即“对读书人，有助于书的选择、吟味和使用。对写书人，有助于思路开拓，对出书人，有助于工作质量的改进”。
《读书》第一期上的。编者的话，“可以说是之前大家讨论的种种问题的最终解答”发刊词的内容是根据陈原讲话的意思，我们写的初稿。”倪子明回忆。编者的话。里申明：“我们这个刊物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它将实现为四个现代化、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服务。我们这个刊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接触多数读者所感所思的问题。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是《读书》为自己作出的一份响亮的。出生宣言。。董秀玉回忆说：“有人担心，思想理论的严肃刊物发行量少怎么办？陈原、范用都表示，再少也要坚持住宗旨，要坚信好书好刊就一定会有读者。”
《读书》启程
“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在陈原那里开一次会，由陈原主持，陈翰伯有时会来参加，我们漫谈思想界有何动态，如何组稿等，算是小的编委会。倪子明回忆：“稿件最终是我和范用确定的，我们将定稿送给陈原看，重要的事情向陈翰伯请示”。因为实际工作由陈原和陈翰伯主持，为此，大家还戏称他们为CC派。
关于这个架构，董秀玉后来曾有评价：“陈翰伯当时是出版局领导，在上面全力支持，定方向出方针，是个真正的思想领袖。陈原为主编，出谋划策、出方案出思想，坐镇指挥；范用是最积极的鼓动者，实际组织筹备，并一力担当起刊物的政治责任和出版责任。还有一位倪子明，当时是出版局研究室的负责人，起草报告、调查研究、方案成文，等等等等，都出于他手，也是创办时的骨干。《读书》初办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位是常务副主编史枚，一位是董秀玉。
在沈昌文的回忆中，史枚是一个特别之人，沉默寡言，“是个永不认輸的老头”。老共产党员，30年代就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当过上海的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咨格非常芳.最家读的是《反杜林论》，喜玫布哈林，“史故承扭了很重要的责任，认真负责，有能力，文字也好。他在那里主持日常工作。”倪子明说，“筹备期间让我当秘书，因为都是老先生，范用让我做秘书、记录，小跑腿”，董秀玉微笑着回忆。当时的董秀玉尚属小字辈，主编要求创刊时手上必须要有三期稿件，所以来不及进入就开始奔忙，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史枚主要是坐镇在家里审稿，董秀玉在外面组稿，“文史哲经全是我一个人在跑，范用在后面指点”，“那时我们到处去约稿，知识界听说要办一个思想文化评论的刊物，那种积极性把我们也都感染了，大家都说，那是我们自己的杂志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董秀玉仿佛还沉浸在那种兴奋当中。
第一任主编陈原更多地从业务层面对《读书》提出了几条具体要求：1.以书为中心，讨论文化思想问题，2.不把杂志往高处拉，要从专门研究的角度退到传播知识的角度，3.改进文风，文章要短，以五千字为限，4.提倡文责自负，以保证作者说心里话；5.有争论而有价值的书，可同时发表不同观点，以增加争鸣气氛。董秀玉至今还记得，陈原对读者来信特别重视，“他说，读者来信一定要好好编，甚至可以放在头条，要少一点摆架子的口气，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论坛”。
倪子明回忆，第一期《读书》一炮打响。“刊物的创办有点筑巢引凤，的意思，社会上很多会写文章的人，包括有很高学术研究水平的人都来为《读书》写稿。我们没想到来稿会那么踊跃，编辑部根本应付不了。”据倪子明回忆，因为陈原与冯亦代两位主编都是兼职的，后来范用过来作专职主编，史枚是常务副主编，1980年，沈昌文调到《读书》杂志社，任编辑室主任。董秀玉回忆，知识界对《读书》的强烈反响是他们不曾预料到的。“很多人写好稿子后先给我看，说小董，你用哪一篇先挑吧!”。
值得一提的还有丁聪的漫画。1979年春节，丁聪得到彻底平反。“因为杂志筹备的时候，我已经参加了，所以我给它设计好了封面，也大体设计了一下内部。从这个时候开始，每一期我都会在《读书》上发表一到两幅漫画，有时三张。后来我跟陈四益合作，他写讽刺诗，我画画，一起登在杂志上.”丁聪后来回忆。因为那一年丁聪已经63岁，所以他后来常常笑称，别人是60岁下岗，而他是63岁上岗。
在第五期上，丁聪给《读书》画了第一幅漫画，标题是《余悸病患者的噩梦》。画的旁边写着，“帽子棒子鞭子，写不完的检讨，还有那脚镣手铐以及苦难的煎熬。。丁聪的漫画作为《读书》的“王牌栏目”一直坚持下来，后来也成了《读书》的标志性符号。无论出差还是生病，丁聪都会准时将作品交来，让董秀玉印象深刻的是，丁聪第一次动手术时，在病床上还在给《读书》画漫画，一直坚持到2002年他画不动为止。
从创刊号起，《读书》的封面和版式都是丁聪设计的，每期出版之前，编辑部将原稿送给丁聪，一两天之内就画好版式退回。不管周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读书》始终是那种质朴的装帧，平平实实的风貌，站在当今哗众取宠者越来越多的报刊之林中。而它也正代表了《读书》的风格：不媚俗求宠，不趋炎附势，不装腔作势，不入云亦云。
《读书》与读者、作者的关系，也是《读书》近30载历程中一个很温暖的记忆。
这应该起源于刊物创立的“读书服务日”。“读书服务日”之名取自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之口号。第一次服务日为1984年6月25日，当时有30家出版社参加，展出新书400多种，参加服务日的各类作者、编者达500多人。后来的服务日，则完全成为编者与作者，作者与作者自由式的聚会。每个月，《读书》的骨干作者——在范用时期包括夏衍、陈原、郁风、陈翰伯、王蒙等众多大家——聚集在一起，“没有什么仪式，只有一杯清茶，大家聊聊天，有什么意见就发表发表。看到有喜欢的书就拿走，回去写评论”，董秀玉回忆。
董秀玉印象最深的是，吕叔湘每次都会来参加“读者服务日”的活动，“80多岁的人拄着拐颤颤巍巍地一点点地上楼梯”，因为服务日的场所起初在人民出版社的四楼，没有电梯。有一次吕叔湘告知身体不好不来了，但等到服务日那天，老人家又准时出现了，让大家又意外又感动。
到了80年代后期，“服务日”的地点发生了变化，“租个咖啡馆，摆上十来张桌子，请我们的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我和几位同事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对于这种形式，沈昌文打趣说，就是“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既没有主题，也没有主持人；大家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王蒙先生是每月必来的常客，“对我们帮助尤多”。沈昌文的回忆还夹杂了颇有时代感的一些人物，“有的企业家兼文化人光临，谈得高兴，临行掏出支票，说今日全由他付账”，“记得那位牟其中先生，当其未最发迹和未最倒霉时，即常有此种豪举”。
这样自由的聚会方式，构成了《读书》的文化根基。一月一次，这种碰撞结果获得的话题，编者又很快可以在聚会中获得合适的组稿对象。这样《读书》也巧妙地把编者、作者、读者凝成了一个群体，无形中建立了一个更庞大的“编辑队伍。。
启蒙的《读书》
《读书》创刊之时，当时的编辑部同仁确定的编辑方针是：1. 解放思想，旗帜鲜明，不含糊，不吞吐。2.平等待人，只有批评，不用武器，反对穿靴戴帽；3.提供知识，而不发表专业性专论，追求新颖、鲜明、生动、活泼，4.改进文风，不说空话、废话、套话，不说八股腔调、帮腔帮调。这些编辑方针放在今天已无任何新意，甚至有些老套，但放在30年前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下，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殊为不易。
倪子明回忆，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但当时的文化气氛仍然还有些压抑。“当时我们是明确反对两个凡是，观点、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是反对极左的，但当时不太好直说。”纠正根植于人们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其实也是从一个个的细节做起的。那时候人们写文章总习惯于“穿靴戴帽”，比如文章开篇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编辑就拿掉这个“帽子”；看到“英明的”或“伟大领袖毛主席”，编辑则一般直接改成“毛泽东同志”，类似的繁琐而空洞的政治词汇被编辑们砍去了不少。编辑部还坚持一条原则：从来不让“大人物”题词。不唯上，只唯真理。
《读书》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反对官腔、八股，对任何投稿者都是这个要求。经历了那样一场大的思想浩劫，创办者们很注意交流的平等与态度。董秀玉回忆：“我们强调平等交流，不要板起脸教训人，反对说教。”沈昌文也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为《读书》写了一点什么文字，拿去给陈（翰伯）老看，他看后找我去，慎重其事地对我说：沈昌文，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你知道，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读书》工作，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这类字眼。”
“像文化园地里吹过一阵春风”，若干年后，董秀玉用很诗意的语言描述了《读书》给当时知识分子带来的感受。事实上，《读书》是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一起律动的，它呼应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启蒙。这种精神渗透在《读书》中，又通过《读书》延续到新生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和笔下。《读书》当时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金克木、钱锺书、吕叔湘、董鼎山、黄裳、张中行等文革中长期被压抑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领地。他们笔下所流露的浓厚的人文精神，不但顺应了那时如饥似渴的求知潮流，也让那些厌倦了枯燥说教的青年如饮甘霖.有人说，《读书》与读者之间形成了“师生”关系，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启蒙姿态，但“这种启蒙没有丝毫的说教，有的只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情陶冶”。
展开
——杨绛
我常常感到，国有国格，人有人格，书店也有店格。这个“格”决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地形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育和酝酿才逐渐被广大群众接受的。
我，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经过了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把我心目中的三联书店的“店格”归纳为八个字：清新、庄重、认真、求实。
——季羡林
三联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书店或出版社，不仅只是出书、卖书而已。它像个文化人的“联络站”，许许多多的线牵连着五湖四海的读者和作者，老中青都有。三联把他们看作朋友，他们自然也把三联看作自己的朋友，经常地、时不时地保持着各种形式和渠道的来往。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朋友有了问题或麻烦，大家都关心，甚至牵挂，想方设法去维护那固有品位的风格。因为风格是一种传统，几十年传下来的，不容易。
——陈乐民
三联书店的使命在于，借了书籍的出版与传播使中国人对各自生活的零碎的思考得以汇合交流，从而相互理解。三联的精神，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大众启蒙，这精神的现代意义，就是基于生活、读书和新知的思想自由。
——汪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