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门书店周全平要问我“为什么要创立西门书店”？这不能不先从“我为什么要在1926年离开创造社出版部”说起。我为什么离开自己十分喜爱而且亲自参加创立的创造社出版部呢？又是以怎样的方式离开的呢？1926年春的一天凌晨，淞沪警察厅突然搜查位于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十一号的创造社出版部及《洪水》编辑部，并捕去了叶灵凤、柯仲平、成绍宗、周毓英等四人。我和潘汉年因住在三德里B字二十二号，幸免被捕。后由中国济难会（即后来的互济会）阮啸仙及其他友人营救，不久即被释放。同年暑假中，一个在“奉天”（现称辽宁）沈阳当银行经理的表伯的儿子——我的表兄来上海，准备去美国留学，暂时住在我家（即三德里B字二十二号），谈起表伯知道我是苏州农校毕业，希望我能弃文从农，到东北去帮他经营大片荒地的开垦事业。
我因从有关方面获悉：淞沪警厅仍不能忘怀《洪水》编辑部的主持人，预感到今后在沪不能安然，不如趁此机会到东北去换一个新的环境。——这实在是我青年时期一个颇大的毛病：见异思迁，缺乏锲而不舍的韧劲。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创造社出版部的因由。
我又以怎样的方式离开创造社出版部的呢？我虽然决定去东北垦荒，但我自己考虑过，这并不会影响创造社出版部的存在及《洪水》的编辑出版。我们早就有明确的合理分工，各有专责。我离开后，在叶灵凤、潘汉年、柯仲平等小伙计的分工合作下，完全可以照常经营，编辑，出版。创造社出版部后来查封和被迫停业，是在我去东北垦荒一年之后。
我是信守个人行动应以不妨碍集体存在为原则的。我1926年去东北后，在嫩江边上的一大段荒地上，作出了一些成绩。但后来嫩江发了一次大水，把大段荒地淹了。当银行经理的表伯，一则为了酬佣我在荒地上的辛劳；二则在荒地水利问题未解决前，不拟再在原地让我继续经营；就打算为我成家，仍回上海老家去赓续从前已有一定基础的文化事业。那时才二十八岁的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屈从了。于是凭表伯之命，媒妁之言，同比我小八岁，素不相识的陈宛若结了婚。
1929年早春在沈阳结婚，当年早秋即同回上海，准备赓续我的文化事业。那时创造社出版部已被查封停业，我失去了原来的事业基础。我的老家因避战祸，早已离开三德里B字二十二号，辗转搬到了法租界吕班路。但我还是很快就找到了旧友潘汉年，凭两个人的努力，编辑、出版了六十四开本的不定期刊《小物件》。因为形式奇特，内容切中时弊，笔锋又犀利而无所顾忌，所以才进入市场，一面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一面也就立时遭遇到查禁的厄运。而且也引起了老家中成员的不安。我想：要认真地赓续我的文化事业，一定要自己先有一个立足之地。
1925、1926年我能在上海滩立定脚跟，取得一定的收获，是和创造社出版部的创立分不开的。因之就有了一个需要自己来创立一个书店的设想。那时我的一个在师范学校教书的姑丈住在老西门里的阜民路，我有一次去姑丈家时，在老西门市口看到一家米店贴着召租帖子：楼下半问门面、二楼通联二问，还有一个亭子问和假三层。一问租价，并不算贵。当时我灵机一动，觉得把它租下来，开一个书店，虽然房子多些，但正可附带兼营我早有设想的书报邮售及新书推荐业务。这两个业务的设想是我在三德里A字十一号时就有了它的雏形。那时三德里有一个上海通信图书馆，它是公开向全国广大读者凭借邮递免费借阅图书的。我也常去借阅图书，近在咫尺，用不着通信，觉得这种办法对广大读者有利，十分赞同。这时正可乘自己独立办书店的机会，把这两个有利读者的办法实施起来，作为自己对新文化事业能尽到的一分力量。于是，西门书店及附设的上海书报邮售社、上海新书推荐社及西门咖啡就出现在老西门市口上了。（西门咖啡是应张资平乐群书店之请，并由他主动借给我四副茶座因而附设的，并不是我的初衷）。这一设想的实现，并不曾投入太多的资金。约来早已认识的徐耘阡、孟通如及堂侄周启勋；并由友人介绍丁君匀、蒋××为门市部的小伙计。1929年10月书店门市就开张了。既未招股本，也不需借款，全靠自己从东北带回来的垦荒酬佣及我妻陪嫁来的一部分首饰，就独自把书店撑了起来。
我和我妻陈宛若不久后也从法租界老家搬到书店为我俩新搭起的阁楼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创立西门书店的因由。它和离开创造社出版部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没有1926年的离开，就没有1929年的创立。好不容易辛劳地创立了西门书店，实现了自己久已存在的设想，正可大展自己的抱负，为什么不久又轻易地离开西门书店呢？我记得书店开业后还不满一年（大约只有八、九个月吧），枇杷黄的时候，又从有关方面透露来一个确实的消息：不久淞沪警厅就要来拘捕我——过去《洪水》半月刊的主持人了。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恶讯！但在那个不说理的时代，这种恶讯，虽是意外，也在意中，宁可信其有。凭我的人世经验，感到非马上离开此地不可。于是，我和我妻商量，立即匆匆收拾好衣物行李，把店务交代给周启勋等，告诉他们这意外恶讯，要他们按照原来分工，各司其职，照常营业，勿必惊慌。我和我妻就连夜搬到英租界孟渊（或东方）旅馆。以后人事倥偬，波折尚多，但我却从此未再回到西门书店。这就是我轻易地离开西门书店的惟一答复。四如果说孟通如同志那篇刊在《古旧书讯》上的文章尚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不足一年。我当时嘱咐他们的只是我在书店经营业务上的独特方式，而所以创立书店的来龙去脉，未来展望，是不曾向他们尽情倾吐的。但通过他的回忆，我才知道，虽然我不曾向他们倾吐我内心的奥秘，但他们后来在书店的独特经营方面取得的成果，却大大地超过了当时我所期望的。实践出真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原载《古旧书讯》1982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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