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几年，那个白痴丈夫年龄也渐渐大了，但身体瘦弱，一点力气也没有，脑子又愚笨，他在家里不仅不能给两个老人帮忙，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两个老人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就在他十七岁那年，把他送到南洋去了。果然不出所料，他一去就再无声息了，于是我的母亲就由儿媳一变而为女儿。
　　现在说起来，我的出生已经是八十年前的事了。至于我是怎样生下来的，我当然是浑浑噩噩，一无所知，不过就一般情况说，那时一个妇女要生小孩是神秘而又紧张的。据我所知，当时在我们小县城还没有专门接生的医生；生小孩子的时候，产妇所住的房子，房门窗户全部要关得紧紧的，再用布蒙起来，使得屋子里漆黑一团，密不通风，那是怕什么“锁子鬼”来危害婴儿和母亲。
　　究竟孩子怎样生出来的，只有在十多年后，我母亲生我弟弟的时候，我才从窗口偷偷窥视中模糊地知道一点个中情况。
　　首先要有个女人坐在屋角落里，然后让我母亲坐在她怀里，她把母亲紧紧抱住，另有两个女人分坐在母亲脚下，看来是好让母亲使劲时垫脚。请来的“接生婆”进来了，我记得，她指甲很长，指甲里藏着黑黑的泥垢。那时用具也没有消毒，不知道她是怎样把脐带剪断的。从我弟弟的诞生，我可以推断出，我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赤身露体带着母亲的血来到人间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心脏开始公开在人世间跳动了，我的鼻孔也开始呼吸了。
　　在我出生的那天，肯定不会天上云中有什么隐约的仙乐奏鸣之声，屋上也不会有祥云缭绕，室内也不会有异香盈室。在母亲分娩之前，也不曾听说我母亲有过什么神人入梦。我就这样平平凡凡地赤条条地来到人间了。我能够这样无灾无难地出来，这也真算是一个奇迹。
　　我可以确切地补充一句：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母亲等来的“郎”，是个白痴，后来他就到南洋去了，而且一去也就永无消息。
　　我母亲由儿媳一变而为女儿后，两个老人年龄也大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年轻女子如何奉养二老？再加上新铺圩唐博岭豪富子弟的欺骗、威胁、诱惑，小女子将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等我长到懂人事的时候，我妈已经来到嘉应州同黄体仁同居了。后来，我就把他看成养父。
　　小时候，我认为我妈是能解决无论什么困难的神，一有困难就找妈妈，有时她真的帮我解决了些问题。那是我三岁左右的事了，现在想起来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少吃水果，只在旧历新年前后能吃到一点，大家都吃，我妈也给了我一个。我一不小心，把核吞了进去，于是大哭起来，因为家里一个朋友曾开玩笑对我说过，吞了桔子核，头顶上会长出一棵桔子树来。我妈妈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哭，这样安慰我，那样安慰我，可我越哭越厉害。妈妈这时才注意起来，问我“怎么回事，是不是嘴里什么地方疼？”我摇摇头，“是不是牙疼？”我又摇摇头，“是不是肚子疼？”我还是摇摇头。问到最后，我才含含糊糊说“吞了一个桔子核。”
　　“吞了一个小核有什么要紧？”
　　“……头顶上会长出桔子树来……”我哭得这样伤心，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谁告诉你的？你不要胡扯呀！”
　　“是叔叔对我讲的。”
　　“你不要听他的！不会的。”
　　我不相信，还是哭。
　　“那好吧，我吞两个给你看看。”
　　于是，妈妈吞了两个桔子核，这才解除了我的恐怖。妈妈对那叔叔很不满意，批评他说，“开开玩笑可以，但不要让孩子害怕起来啊！”
　　这虽是个小小的风波，但这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我母亲很迷信，拜的菩萨是很多的，有佛教诸神如释迦牟尼、观世音、五百罗汉之类，又有城隍之类的属地方系统之神，还有不知根据什么经典由老百姓自己建立起来的神，如什么“玄天大帝”，“五显大帝”，“阴那山什么祖师”之类。我的母亲是逢神必拜，甚至离我们家门很近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的木牌子，她每逢初一、十五也都要去烧香跪拜。有一次我对她的这些习惯表示不耐烦，说：“我们对这许多大的菩萨都拜过了，祈过福，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当然也就知道会照办了，何必又走前去给他们烧香？”我母亲很不高兴，对我说：“你小孩知道什么？！你就听妈话，对所有上天下地的许多神都低头祈福就是。阎罗王、城隍爷爷当然知道我们是好人，会保护我们，但大神只管大事，小事他来不及管或没有工夫管，例如妈妈常带你出去看戏，半夜才回来，假如三岔路口碰见凶神恶煞要来勾引你的魂魄，城隍爷就未必能管得着了，你能得到土地爷爷的保护，那不就平安无事了吗？所以大神有大神的好处，小神有小神的好处，千万不要重这个神，轻那个神，这会使神也不高兴！”我当时年龄小，一点不懂得她的意思，现在阅世渐深，觉得她的话，虽然是出自迷信，但在人间也未尝不适用。真是大神有大神的作用，小神有小神的作用。即使你跟大神的关系好，但忽视了与下面小神的关系，也会搞坏事情。”（黄药眠《我的母亲》）
　　杰出的文学家总是无情地将蒙在社会现实表面的形形色色虚假的外衣撕去，让人们看到这个世界原本的真相，甚至是赤身裸体。而显露出来的这些本相，却正是一首生动的诗，一个深邃的哲理，甚或一个不朽的撼天动地的故事。
　　母亲阿德来到黄家以前，一直是黄体仁的偏房，那时候黄药眠的祖父（客家叫“公太”）还在，黄体仁惧于公太威严的家法，一直不敢公开这桩婚事，也不敢将黄药眠母子带到黄家来，只好在梅州城西门的月宫巷买了一套住房，叫“寄庐”，将黄药眠母子安置在那里。一直等到公太过世，才将其接回黄屋（即“春荫堂”）。所以后来黄屋中的人常跟年幼的黄药眠开玩笑，说他不是春荫堂的人，是“带来的”、“捡来的”，而黄药眠长大后又不敢问叔婆，所以对自己的身世，一直搞不太清楚，产生一些关于出生的神奇猜测。
　　黄药眠的童年，离不开母亲的抚养教导，为了使孩子学到知识，母亲送他到县立高等小学读书，考高中，读大学，母亲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孩子。黄药眠自幼就很有孝心，孝敬母亲和长辈。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旧社会农村妇女，很喜欢看戏和听说唱，常常带着儿子去戏院和曲艺馆，从文学艺术方面给了黄药眠很多的熏陶。《西厢记》、《孟丽君》、《聊斋志异》……渐渐地黄药眠也知道一些小说人物，唱本说词，引起当地的秀才和教师的注意。也就从那时开始，黄药眠开始读《论语》和一些启蒙书，拜了一个叫钟雨荪的老师。这老师考秀才考不上，又没工作，在黄家寄食，所以请他来教黄药眠识字。钟老师喜欢用旱烟管敲孩子的头，使母亲不悦，就批评老师说孩子不听话可以打手板和屁股，不能用烟管敲他的头。黄药眠后来回忆说，他能认得几个字，是被那个钟老师敲“木鱼”（脑袋）敲出来的。
　　母亲抚育了黄药眠，教给他做人的道理，用文学艺术的养料哺育他，他对母亲有一种特殊的感恩的心情。
　　1927年秋，黄药眠便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经汕头到上海。
　　十多年后，他又抽空回来看过一次卧病在床的母亲。母子相见，情景十分感人——
　　我于1927年离开梅县到了上海，最初几个月生活比较困难，没有寄钱回家，但到了1928年以后，我总是同家里通信，每年寄二百元左右回家。1929年出国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同妈妈通讯了。后来坐牢的时候，才接到异母兄黄枯桐（梅城攀桂坊人氏，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教授，广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议长，《广东农林月报》主编）的来信，知道养父已去世了，我妈妈还健在，但不敢告诉她关于我的处境。
　　1939年夏我在桂林国新社工作，知道我妈妈生病，就特意回梅县去看她。
　　那时，她已经病入膏肓，每天发高烧，但神志很清楚，我叫了她一声，她回头上下看了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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