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七大报告的人民群众利益观指导新闻报道
人民群众总是通过与自己最现实、最具体、最切身、最相关的利益去理解中央政策。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更高目标以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重要政策，体现了我们党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的经济思想，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好这些经济思想、经济政策，明确总的方向，掌握总的基调，细化实施步骤，在我们实现经济飞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发挥舆论的独特作用。
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更高目标的宣传报道
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五个方面新的更高要求。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从新世纪开始到2050年，我国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六大专门划出其中20年时间，即21世纪头20年，要求全党紧紧抓住并用好这一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十七大报告把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调整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比2000年翻两番”。
这一调整，明显提高了目标的难度。我们的报道需要从中挖掘其深刻的内涵，把中央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在报道中，并在报道中注意转变观念，用中央精神准确把握各地实践中的新事物新经验。当前可从如下几点着眼，研究这一调整对我们报道的启示：
一是加深对为何要调整增长目标的认识。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经济增长目标，在实施过程中，通过200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加快的情况看，明显超过了原来预期，目标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如果不提高经济发展目标，更容易显示政绩，体现出“提前”“超额”完成奋斗目标的成绩。这一重要调整，对我们转变报道方式，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过去，我们习惯用唱赞歌的思维方式，简单地理解关于奋斗目标及其实施过程。其实，如果从科学理念来研究“提前”“超额”问题，可以发现其中确有些并非科学之处，例如，为何总是要“提前”“超额”呢?一种可能性是计划确定的不科学、不准确；第二种可能性是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盲目超前的现象。回顾近几年来我们的发展与改革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当前经济的一个主要症结就在于各地投资过热，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重点针对的就是这一行为。在当前这一特殊时用，增长相对容易，而放慢速度相对难一些。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经济发要中为何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从中找出答案。中央这一次针对近几年来的超速发展情况，提出了以“人均”代替“总量”的指导方式，这一方面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地的增长积极性，同时因为人均指标与各地区的人类社会指标密切相关，将有助于全面正确理解十七大报告中把“增长”调整为“发展”的这一重要变化，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综合内涵。这样的理解，具体到我们的报道，就是要加强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减少“提前”“超额”完成目标的现象，尤其是应避免对“提前”“超额”完成目标的情况作简单的表扬式报道。
二是加深对中央选择“人均指标”的认识。
我们国家地域广大，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指标更直观地体现出人民群众的受益程度。总量指标当然是一个基础性指标，但按照过去多年来的经验，总量指标容易使人们忘记“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经常导致一些同志走入盲目乐观、沾沾自喜的误区。温家宝总理常常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这对加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认识和科学调控经济计划，具有重要的思想方法作用。我们在报道中掌握这一方法，有助于全面地宣传和理解仍处在较落后状况的经济发展阶段。
三是加深对新的更高目标实施过程中最大难点的认识。
实现新的更高的五个目标，首先要注意经济发展约束条件当前有新的变化：一是近几年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投资率过高，外贸顺差过大，国际收支盈余过多，形成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二是由于长期存在的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在延续，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条件下必然导致能源和土地、淡水、重要矿产品等资源的供求矛盾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更为突出；三是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在发展。这些矛盾对实现新的更高的五个目标形成制约，我们必须在克服这些制约条件的过程中实现新的更高目标。尤其是，克服这些制约，在许多方面涉及社会建设问题，小康社会建设之所以有“全面”的要求，其中一个要领就是当前的发展阶段中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互相交织，必须统筹解决，否则，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就会受到某一块“短板”的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全面得到提高。十七大报告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明显就能体察到这一统筹思路。我们在经济报道中如何树立“大经济观”，改变“窄经济观”和单纯经济观，对深化拓展经济报道的思路和题材，学习把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综合观察，很有必要。
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宣传报道
十七大报告谈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明确提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是根据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提出的重要政策。
居民收入比重降低，已经是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因素。我们经常讲经济要靠“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拉动。起草十七大报告的有关专家在解读中提供了这么一组数字：从近几年实际情况看，据有关方面测算，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必然会使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也相应发生较大变化。在同期三大需求对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中，消费的贡献率从43.6％下降到38.9％。这种变化趋势，影响了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合理结构以及内需与外需的合理结构。
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根本举措之一。要落实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一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二要调整鼓励出口的政策，控制净出口的规模；三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标准；四要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多渠道扩大农村居民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五要鼓励依法创业和投资，保护各类合法收入；六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些调整，事关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经济发展大局，广大干部群众都会十分关注，我们着眼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在报道中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报道中，我们要通过学习中央政策，对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提法和做法进行全面审视。
一是要注意以现代理念观察政府收入问题。
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一味赞美税收的大幅增长，特别是近些年来税收增长速度过快，已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政府按法律通过税收形式收取部分国民收人用于政府承担的公共事业，无可厚非。我们要注意的是，税收的增长并非完全有利于经济发展，抽取过高的税收，必然会使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降低，因此，税收的增长也不应是无止境的。我们在看到一些地方税收超常增长的事实时，必须思考其背后的原因，不宜一味唱赞歌。
二是要从劳动者收入的普遍性、广泛性、多样性上注意维护劳动者权益。
我国最近调整了休假制度，其中提出了“带薪休假”的制度。如果把“带薪休假”这一改革放在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来看待，其意义相当深远。带薪休假制度的建立，其实也是体现十七大报告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从这一角度深入理解，可以把这一改革的意义看得更广、更清晰一些。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世界工人运动的著述时，不难看到，争取休息权一直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发展到今天，休息权还应包括分享劳动薪酬的权利。除此之外，劳动者还具有多种权利，如接受培训的权利、使用工龄获得退休保障的权利等等。这些“类薪酬”权利，由于我们当前处在就业难度越来越大的高度竞争时期，我们的劳动者很容易忽视。例如，最近发生的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要求5100名员工辞职再竞岗的事件，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问题。这一事件发生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夕，引发了我们关于企业建立健全员工保障机制，完善员工权益保障、医疗保障、人身保障的思考。工会系统与华为公司商谈的协议中，提出企业要与工会开展平等协商，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是华为员工从这一事件中取得的收获。而我们在报道中则要注意通过“华为事件’’的案例，充分关注各地类似现象，注意从维护劳动者多种权益的角度把握相关报道。
三是要注意提高工资性收入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持续性。
人们都乐观地注意到2007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提高工资的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宣布采取五大举措提高企业职工工资，同时，力争5年内在所有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上海发布文件，要求全市企业将提高一线职工工资作为“硬任务”，确保一线职工工资随企业发展一同水涨船高。这其实只是初始的信号。我国一个时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工资分配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工资调整也事关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以来，我们津津乐道于“劳动力成本低”，以此作为吸引外来投资的“优势”。在一个时期内，这一优势帮助我们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成绩，但是，这一模式是不可长期持续的，近年来东部地区陆续出现“民工荒”，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工资过低。没有足够水平的工资体系的支撑，劳动者队伍必然不可能实现素质上的良性循环。现在，中央重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问题，一方面可以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有利于解决民生矛盾，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从而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这对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都大有裨益。可以想见，随着这一经济政策的落实和发展，下一步必将逐步建立农民工工资、农民收入的正常增长机制。
关于“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宣传报道
在学习十七大报告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论述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论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当然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十分必要的一个政策突破。
这一政策本身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我们党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关于分配的指导思想。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宪法的修改和物权法出台，都对私有财产作出法律保护的表述。现在，在我国，发展各种层次的资本市场，让群众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是这一理念下自然而然要产生的新政策。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在我国，多数群众的财富才刚刚开始积累，尤其是农村和城镇低收人群体中，能够产生财产性收入的财富，微乎其微；占绝对多数的群众基本还只能靠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维持生存。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在组织报道和采写有关典型报道时，要注意同时报道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论述，掌握好这两句话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完整准确地体现报告的观点。
在关于财产性收入的报道中要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着眼于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在注重人民群众财产持续增长的同时，高度关注“基尼系数”这一重要指标。
对低收人群体来说，收入越低，大多数钱用于吃的生存需要、剩余的钱用于其他事项的空间就越低。在收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深受其害的首先是这一群体。而这一群体的和谐，对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我们当然要注意通过各种调节手段，促使更多的低收人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但要看到，收入的高中低，本身是一个相对指标，是比较的结果。这一群体将永远存在。报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加强调研，对低收入者的各种变化，及时发出警示性的提醒。
二是着眼于“穷人经济学”，多关注缺少资金的人群如何提高财产性收入。
当前，我国多数群众并没有多少可供增值的基础财产，农民尤甚。而各地则陆续出现了用农民的土地“入股”的尝试。对此要高度警惕，不要因为操作失当，导致农民既失地、又失钱，从而失去稳定人生的基础保障。有的地方借“特区”之名，对农民的土地搞什么“创新”，有的公开提出要让农民变成“股东”。我们还是要强调坚持党的农村基本政策不容动摇。中央领导同志在关于西部一个县占用5000亩土地搞流转的材料上批示指出：“此类事情多有发生，借土地流转（包括入股），改变耕地使用性质，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甚至公开违背承包法，应引起重视。”我们在报道中要注意按这一精神把握好；还要及时敏锐地反映地方上出现的各种情况，尤其要防止一些地方以“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名义随意占用农民土地。
三是加强投资机会报道，特别是创业的报道，同时注意宣传减少投机性预期的主题。
2006年、2007年的股市持续走牛，使许多投资者对股票、基金的回报产生了动辄翻倍的较高预期。这只是投资活动中极个别的情况。报道中要注意准确引导，防止频繁出现对超常收入的渲染，使群众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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