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决定论几乎从一开始就天然地分成两个阵营——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
1.技术乐观主义
几乎在传播学研究的萌芽状态,技术乐观主义就有广阔的市场。美国社会学重要的先驱人物库利早在20世纪初就认为,传播技术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例如他认为印刷媒介会给美国带来真正的民主。他曾经满怀信心地写道:“传播媒介可能使社会越来越根据人类较高尚的德性而结合在一起,像智慧与同情,不是根据权威、阶级、琐务。现代传播媒介意味着自由、前途、无限可能。”这几乎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思想。对此,传播学者德弗勒指出:“我们从过去研究的轨迹中的确可以发现一种‘科技决定论’:主张科技决定了社会的变迁。大半美国的传播学者多少持着决定论的观点,相信传播科技是造成美国社会变迁的主因。”①
在多伦多学派手中,传播学家麦克卢汉为技术决定论者开辟了一个新天地。麦克卢汉并不缺乏人本主义色彩,他的技术决定论试图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迷恋中唤醒。从他开始,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视野诞生了。麦克卢汉引导人们把目光绕过传播的内容和结果,投向传媒本身,强调媒介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决定性动力。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对人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它是人体的延伸。由于媒介,人的感官甚至中枢神经系统都得以延伸,并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媒介的形式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的。他认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是媒介的形式本身而不是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对人产生了影响,媒介传播的内容“不能给我们自身的价值增加什么是和非的东西”。②从这个观点出发,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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