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后,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文化开始成为文化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文化概念则成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热烈探讨的话题。第一位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人类文化现象进行总结和概括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32-1917)。在其经典名著《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泰勒对文化作了如下经典性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人类的各种各样机会中的文化状况,在其可能按一般原理加以研究的范围内,是一个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规律的课题。(徐行言,2004:11)
泰勒的这一定义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人文社会学者,而且对后来的社会科学家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为文化研究开拓了广阔的新视野。继他之后,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从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对文化这一“复杂整体”展开详尽而又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派,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古典进化论,顾名思义,是一个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学派,强调文化的普遍性和进化论特征。文化传播论反对古典进化论学派关于各个文明“独立发明说”和“平行发展论”的观点,认为文化最初源于地球的某一个地方,然后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扩散。历史特殊论从各个民族的历史角度出发,认为各种文化都是每个社会独特的产物,各自遵循着本民族的特点演进发展,不存在古典进化论所说的普遍规律。(衣俊卿,2004:5)
进入20世纪之后,文化研究逐步走出文化现象描述和文化进化作用范围的探讨,转而对具体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功能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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