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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文化研究简史
0.00    
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图书馆配书)
  • 配送范围:
    全国(除港澳台地区)
  • ISBN:
    9787802510906
  • 作      者:
    (澳)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著
  • 出 版 社 :
    金城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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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揭示文化研究的要义,展现文化研究的历史,记录文化研究的旅程,图绘文化研究的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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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哈特利,文学博士、著名教授、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会员,昆士兰理大学“创意产业和创新”卓越中心研究总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兼职教授。在新闻、文化与媒介领域成就甚巨,著述甚丰,包括《电视的真相》、《解读电视》、《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和《创意产业读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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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文化研究简史》讲述了文化研究永远不会再是那副老头老脸、老胳膊老腿了。在这一亩三分地界,不论你是初试啼声的新手还是驰骋沙场的老将,约翰?哈特利的这部新作都会令人遽起整冠而坐,洗耳恭听。章章有新解,节节见创意。可谓里程碑之作。如此讲述文化研究的历史,可谓辉煌,可谓壮丽:不仅满足了表演杂技的欲求,还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大道两侧,既有重要的地界标志,也有出人意料的夕阳斜径。文化研究在中国可谓热火朝天.但知文化研究为何物者,可谓凤毛麟角。作者以三寸不烂之舌,半尺生花妙笔,忠实记录了文化研究的旅程。它对文化研究的孕育、起源和发展,文化研究的理念与实践,文化研究的困境与前景,以及文化研究对中国的意义,均做了极具挑战性的阐释,凝聚了一代杰出学者的全部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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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一写给聪明女生的文化研究指南: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
  用约翰逊博士(DrJohn.son)的话说,文化研究是“把两个牲口强拉硬拽地套在一个轭里”。约翰逊博士是在谈及隐喻的构成和文学性、政治性书写的构成时说这番话的。说得更精确些,它是关于文学和政治的书写,是文学性一批评性的书写,但它想被人视为政治性的书写,而不想被人视为小说创作或政治演讲稿之类的书写。这种形式的文化研究,历史可谓悠久,可以追一溯至政治现代性(politicalmodernity)和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humanism)的肇始时期,即18世纪政治主权由君主而人民的那个时期。它是启蒙时期期刊丛生的结果。
  在随后的两三个世纪里,这种书写模式开始分贫。某些分支继续在仅印一面的大报的背面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特别是在这类大报的周末版或文学增刊的背面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在这里,在艺术的名义下进行的绅士派头的业余的社会批评,在公共阶值的名下进行的绅士派头的业余的艺术批评,其技术自18世纪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即使经典文学大师的排列也是始终如一。这正如汤姆·沃尔夫所言(Wolfe,2000:27)大师的名字“就像坐轿车抵达的名流那样轻声低语和奕奕生辉”。这个竞技场上的作家们往往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等同于文化研究。的确,文化研究通常被视为后现代世界的一大罪恶。他们对它只能气急败坏、暴跳如雷。
  围绕着社会展开的文学书写的另一个分支,或多或少地从期刊业撤退了更加专业化的学术界。那些期刊面向政治上活跃的公众,或者致力于造政治上活跃的公众。在学术界,喜欢读书看报的公众变成了小说读,政治也变成了道德抗议。文化研究(我们眼中的文化研究)只是这整分支的一翼。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汤姆·沃尔夫就觉得,文学一知识性的散文已经“过时”。但是,“英国优雅散文形式(Britishpolite-essayform)”中的“图书和道德抗议”,可谓文化研究的史前形式:
  幸存至今(暗指20世纪60年代)的英美文学性一知识性模式,远比150年前的摄政英国时期时髦。摄政英国时期创办过许多期刊,诸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布莱克伍德季刊》(Quarterly,Blackwood’s)、《伦敦杂志》(LondonMagazine)、《主考官》(Examiner)、《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sterReview)。这些期刊成了受过教育的绅士一票友的交流平台。在此平台上,他们以博学的方式,在图书与政治这两个话题上捭阖纵横。图书与政治在那个时代似乎是自然的组合,因为法国大革命及其灾后时期,令太多的文人雅士兴奋陶醉。……引人注目的是,文学性一知识性模式被那个格式锁定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绅士一票友以英国文雅散文的形式,关注图书,进而进行道德抗议。(Wolfle,2000:28)
  然而,沃尔夫对于这种形式的批评,并没有阻止他成为这种形式最佳的解释者。在他眼中,这种形式具有“理论上的非连贯性”,他就以这种形式嘲讽这种“理论上的非连贯性”。
  一个沃尔夫在门外,一个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内
  汤姆·沃尔夫曾经写过一篇有关麦克卢汉的著名专论,题为《如果他对了呢·》(“WhatIfHeIsRight·”)。此文作为文学性一政治性的报道,最初发表在纽约《世界新闻论坛》的周日杂志上。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MarshallMcImllan)是加拿大的英语教授。20世纪60年代,他因为研究新型传播媒介,特别是研究电视这种新型传播媒介而声誉鹊起,成了人们竞相崇拜的偶像。麦克卢汉的出身模糊不明,却在时髦的纽约获得了知识分子名流的新身份。汤姆·沃尔夫在评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时,这样描述文学知识分子的特征: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麦克卢汉朱自一个比班图村(Bantuvillage)和布朗克斯东南角(SoutheastBronx)更晦暗、更隐匿、更暧昧的世界。我说的是,他来自研究英国文学的学术界。汤加兰德和波多黎各贫民窟,在人们的想象申,至少也会散发出杀气腾腾的臭气,太阳落山后也会泥水没腰。就外部世界而论,研究英国文学的学术界既不散发臭气,也非鲜花繁茂;它或许有一股发酵的钟纹软泥的味道:不然的话,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味道。
  眼前的文化研究就脱胎于这样的世界。或许它的居民想要(至少在汤姆.沃尔夫看来,那里的居民理应早就想要)一点小小的可见度;想要更多的气味、软泥和繁盛。总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本质上,研究所的学究们岁数很小时,体液还在上升时,就已经安心于这样的生活:一间斗室,些许小钱,几本期刊。如果极端勤奋的话,他的洞察力或许有一天会彪炳史册。一辆大众汽车,一套狭小的单元房,摆的是丹麦百货公司的带暗榫腿的家具。在他30岁之前。一旦文学的文化魅力烟消云散,太太就会开始对他另眼相看,把他看成失败得惨不忍睹的败类。与败在这类微不足道的东西上相比,败在石油勘探或尿布服务上,不知要好多少倍。
  当然这本身只是讲故事而已,而且它忘记了,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所里的学究们也都是女性。当然这本身只是讲故事而已,而且它忘记了,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所里的学究们也都是女性。或许在某些人眼中,弗吉尼亚.伍尔夫40年前撰写的论文现在火力强劲。这篇论文表明,对于一位女性而言,金钱以及“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即使是“一套狭小的单元房”和一辆大众汽车)有多么重要(Woof,1945:5)。足够的收入,以及“门上挂着一把锁”,足以使人获得解脱。没有这些,就只有辛酸和恐惧了。一旦有了这些:
  怜悯和宽容,再过一两年,怜悯和宽容远走高飞,最伟大的解脱终于降临,那就是自由地思考事物本身。比如,我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个建筑·在我看来,那是一本好书还是一本坏书·(Woolf:33-34)
  在汤姆·沃尔夫看来,英国文学作为一种职业,维系着一个承诺——较小的公共印章和较少的私人欲望,尽管它有其“洞视”。这是一个“过时目标”,麦克卢汉觉得这个“过时目标”与他本人有关媒介的格言“毫不相干”。但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身份卑微是能够期待的最好的东西了。在《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结尾处,她虚构了“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个形象。她是莎士比亚天赋的女性对等物,本来她应该出自几代女性作家的笔下,如果“女性广泛地”…·写作”的话:
  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再活上一个世纪左右(我说的是共同生活,即真正的生活,不是我们作为个体过着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生活),我们每人每年再挣上500英镑,也有自己的房间……那么机会就来了,那位死去的诗人(即莎士比亚的妹妹)会支撑起她以前通常放弃的躯体。……我坚信,如果我们努力为她工作,她就会出现的。这样努力工作,即使处在贫困和卑微中,也是值得的。(woolf:94)
  弗吉尼亚.伍尔夫谈到了匿名的“普通生活”的重要性,尽管她有时使用普通人指称约翰.卡里所谓的“引发狂怒、厌恶和恐惧的刺激物”(Carey,1992:209-210)。她重视自由,而自由来自“自由地思考事物本身”,毋须考虑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她建议:“我想说,即使知道怎样使它听上去受人尊崇,也不要梦想着去影响别人。思考事物本身。”(Woolf:91)。但她又写道:
  女性广泛地……写作,这远比我在一个小时的讲演中所能证明的重要。……因为杰作不是单独地、孤立地产生的;杰作是许多年来共同思考的结果,是一群人思考的结果,所以说,大众经验支撑着那个独立的声音。(Woolf:55)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在1928年写下这段文字的,它是用来给剑桥大学的女生做演讲用的。那时候,她觉得,用以促成她所谓的“临界大众”的数量还不够充分。只有具备了数量充足的、指望自己的天才作品,“莎士比亚的妹妹”(一个适用于任何女性的文艺家)才能脱颖而出。她觉得,要让“女性广泛地”获得解放,并享受“思考事物本身”的自由,“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还是需要的,现在这“一个世纪左右”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说,汤姆.沃尔夫可能还不成熟,或者他没有想到女性主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做了如下轻蔑的判断:可以说,生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斋里,远不及在尿布服务比赛中大获全胜更有价值。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贫困和卑微”是为献身于“一群人思考”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
  文化研究史上有一个趋势,即积极地寻找“普通生活”,寻找“支撑着那个独立的声音”的“大众经验”。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那里,日积月累的匿名性并非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尽管它可能是证据,证明几千年来,有人一直在物质上遭到盘剥。在这一点上,弗吉尼亚·伍尔夫引用了阿瑟·奎勒-库奇爵士(SirArthurQuiller.Couch)很长一段文字,她把阿瑟·奎勒一库奇爵士缩写成了“Q”。阿瑟·奎勒-库奇爵士这段文字发表于1913年,它指出,上一个世纪左右的著名诗人拥有独立的手段:
  似乎这样说是残忍的,这样说是悲哀的:事实上,有一种理论认为,无论贫富,诗人的天赋可以任意挥洒,这种理论其实并不怎么真实可信。……这些都是可怕的事实,但让我们勇于面对。不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多么丢人现眼,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我们的英联邦犯下的某种过错,贫困诗人在那些日子里,甚至在200年间,都毫无机会可言。相信我,……我们可能大谈民主,但其实呢,一个贫困的英国孩子在下列方面怀揣的希望,并不多于雅典奴隶的儿子:得到解脱,进而获得心智上的自由。伟大的作品都来自心智上的自由。(Quiller.Couch,1946:32.33,引自Woolf,1945:88.89;还可参见GouldenandHardev.1982:19)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结论是:“就是这么回事。心智上的自由依赖于物质上的东西。诗依赖于心智上的自由。女性一直贫困,不止贫困了两百年,一开始就贫困不堪。”(WooIf,1945:89)
  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就在这里:要把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小说和戏剧)的生命,倾注到与社会一经济现实和历史现实的某种批判性联系甲。“女性生活在什么条件下,我问自己……”:.
  的确,如果女性除了在男性创作的小说中,在哪儿也不存在,人们就会把她想象成极端重要的人物;丰富多彩;勇敢又卑鄙;灿烂又肮脏;无限美丽又极其丑陋;像男人一样了不起,有时候觉得比男人还了不起。但这是小说中的女性。事实上,正如特里威廉教授(ProfessorTrevelyan)所言,她被锁住、毒打,被抛进屋子里。(Woolf:36-37)
  她需要一个房间,原因在这里。不过,事实上,最先让学院派的文化研究如醉如痴的,是“Q”对心智自由所作的阶级分析,而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心智自由所作的性别分析。当然,“Q”的观点并不是讲给女性听的,引他注目的是奴隶的儿子。他首先想到的是“穷人”。而且私下里说吧,我在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之前先看到了“Q”的大作,并在一篇有关“文学教育的未来”的论文中引用过这段话(GouldenandHanlev.1982)。阿瑟爵士估计,与贫苦的英国儿童相比,狗与雅典的奴隶更有机会获得心智上的自由。这对我而言意味深长。所以,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半个世纪之前所做的那样(当时不知道伍尔夫已经这样做过了),我引用了“Q”的那段话,以谴责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校考试制度中对英语课程的未获承认的阶级偏见。“Q”一直在做学校督学。在理应现代化、平等化的20世纪,变革远不充分。“Q”对阶级的看法,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于性别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文化研究拣起了他们的指挥棒。
  参与文化,享受心智生活,都需要物质基础。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穷人和女性(而且就我个人而言,“得到解脱,进而获得心智上的自由”是阶级问题)。事业共同团体并-不会自动派生下列两者间的相互同情:其一是阶级分析的诉求,其二是性别分析的诉求。这也成为文化研究的内在历史的一部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后来目睹了下列两者问爆发的一场论战:一方是妇女团体〔《妇女们不同意》(WomenTakeIssue)〕,一方是(主要由男性组成的)工人阶级次文化的研究者(Hall,1992;。Brunsdon,1996)。那个被汤姆·沃尔夫当成“微不足道的东西”而轻易消解的世界,似乎依然对那些生存环境比汤姆·沃尔夫还要恶劣的人充满同情。
  麦克卢汉的著作令人愤怒,汤姆·沃尔夫引用了麦克卢汉的著作,这又使麦克卢汉倒打一耙,谴责他是个“以愤怒代替感知”的道德家:
  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要么喜欢要么厌恶,诸如此类的纯粹道德主义说教,如今在我们的世界上被当成了替代物或观察,当成了研究的替代物。……道德苦难是赋予白痴以尊严的基本技巧。(Mcluhan,引自Wolfe,2000:29)
  这里再次显现了对后来的文化研究这个职业的有趣洞视。即,在文化研究的从业者中,文化研究往往激发道德主义的副产品。很显然,文化研究依旧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在汤姆·沃尔夫撰写的以“图书与政治”为形式的文化研究简史中,他没有提及的一个问题是,从真正的绅士一票友转向文本性的绅士一票友,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转移。文本性的绅士一票友是这样的人,他们戴着那种面具写作,却没有18世纪的那种形式的倡导者所拥有的社会立场。20世纪60年代以前,自始至终贯穿着自此以后的文化研究史的是,对于多数人来说,从“图书”(书写)向“政治”(治理国家)的自由转移的可能性,已经急剧降低。随着文坛的民主化,采用“文雅散文形式”的人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领袖、激进分子和行政官员,这种可能性大为减少。或许已经无法从由前者组成的读者群中找到由后者组成的团体了。站在政治化的文学立场上批判文化,并将对时代的罪恶和专制的道德抗议融会其中,如今已经在话语的层面上变成了这样的局面:文化研究的从业者越是远离政府,这种批判就越是“政府性的”(见第四章)。这似乎是个悖论,它提出了下列问题:文化研究应该是“冥思性”的追求,还是“行动性”的追求·它应该研究权力的话语,还是应该干预它要描述的那个进程·
  文化批判作为事务人的标志,始于近代初期。事务人与治理国家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便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绅士一票友的著作,以及18世纪以来“市民人文主义”的理想(Barrell,1986)。它向关于政府性的话语(福科、贝内特)的退缩,预示了从行动模式向冥思模式的转移。冥思模式在本质上毫发无伤;弗吉尼亚·伍尔夫甚至认为,“冥思性”小说比同一种属的“自然主义”小说更“有趣”(Woolf,1945:73)。但是正如汤姆.沃尔夫所言,“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了未受圣职的神职人员”(2000:29)。
  文雅散文也成了没有教堂会众的布道。在冥思、内省的文化批判者中间,话语组织实践,这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也就是说,研究文化就是研究权力,理解权力的关键在于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学性的,它还扩展到了非文学性的区域。但它是“文本性”的,只关注“话语”,而不以某种形式直接涉及权力的“实践”。这样的文本分析已经声名狼藉(Lucy,1995)。
  把语言当作权力的记号来研究,可能现在还以文学随笔(1iteraryessay)的形式进行着,但其内容已经急剧膨胀。让我们把空间轴当作隐喻来使用,以此说明问题:它从文学开始,中经准文学形式(如戏剧),向着与通俗娱乐密切相关的形式(如电视节目),垂直地向下扩展。在水平的层面上,语盲从口头性(语言性)的和书面性(文学性)的内容,扩展到了凭借包括图像、动画和片断在内的任何手段所进行的传播。记号学就是在这里粉墨登场的。记号学维系着这样一种希望,它能分析非语言性传播,仿佛非语言性传播也是一种语言。于是乎,电影“语言”研究(克里斯蒂安·梅斯的同名著作,1978),“时装语言”研究〔罗兰·巴特的《时装系统》(Systemedelamode)〕,“人造”语言研究(戴尔·斯彭德的),等等,等等,都纷纷出笼,并大行其道。
  记号学对科学方法充满渴望,它是“研究社会中的记号的生命的科学”(baussure,1974)。它可以自称是一种道德中立、有感知力和一丝不苟的方法。它用起来很顺手,因为最初时,记号学的大多数从业者都和罗兰.巴特一样,属于政治左翼,他们以这种方法抨击资产阶级的文化权力。记号学同自己的从业者承诺,它会解决麦克卢汉对它提出的难题:政治抗议现在可以立足于“观察和研究”,而不再立足于“道德苦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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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文版前言未来是开放的未来
引论丰裕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
“奋进号”的复制品?
文化研究的谱系
何谓文化研究?
友善与无知:读者有责任确认内容可否采信
一写给聪明女生的文化研究指南: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
一个沃尔夫在门外,一个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内
萧伯纳之物——抄起一本企鹅图书
奥黑尔人

二从阿诺德到施瓦辛格:文化研究与大众社会
斗争、民主化与大众
阅读之政治
通俗文化——从莎士比亚到爵士乐
爵士乐作为批评;莎士比亚作为商务研究
“卡迪夫学派”的文化研究
释放文化——要活力还是要电视?

三“红楔刺白”:文化研究与艺术史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
为成功开列的食谱
建构主义艺术作为政治
美术作为政治
资本主义与民主化——艺术作为解毒剂
一个真正的建构方法
编撰型社会——剪辑混合物

四等水烧开: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
决定
文化工业
文化作为斗争阵地
虚假意识
等水烧开
作为附带现象(和乌托邦)的文化
有关公民身份的“嘟”理论:傻瓜、笨蛋和弱智化?
论对通俗文化“不屑一顾”
福科、公民身份和文化政策研究
庆典城中的文化研究
被资助的文化研究——创意工业
文化阻击——文化研究作为抵抗经济的意识
五作为自我之标记的庸常:文化研究与女权主义、人类学、社会学
堂表亲
能动者与受众
旅游能动者
为了满足欲望而购物
只走不说
外出就餐
六对于读者(读本)的解读:文化研究与教学
创造一个科目
激进派读者(Ⅰ)
学院派读者
伊利尼文化研究(Ⅰ)——马克思主义
伊利尼文化研究(Ⅱ)——菲斯克主义
“爱神”、“食欲”与供方文化研究
激进派读者(Ⅱ)
参考文献:文化研究与出版
译名对照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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