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哈特利，文学博士、著名教授、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会员，昆士兰理大学“创意产业和创新”卓越中心研究总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兼职教授。在新闻、文化与媒介领域成就甚巨，著述甚丰，包括《电视的真相》、《解读电视》、《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和《创意产业读本》等。

　　《文化研究简史》讲述了文化研究永远不会再是那副老头老脸、老胳膊老腿了。在这一亩三分地界，不论你是初试啼声的新手还是驰骋沙场的老将，约翰?哈特利的这部新作都会令人遽起整冠而坐，洗耳恭听。章章有新解，节节见创意。可谓里程碑之作。如此讲述文化研究的历史，可谓辉煌，可谓壮丽：不仅满足了表演杂技的欲求，还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大道两侧，既有重要的地界标志，也有出人意料的夕阳斜径。文化研究在中国可谓热火朝天．但知文化研究为何物者，可谓凤毛麟角。作者以三寸不烂之舌，半尺生花妙笔，忠实记录了文化研究的旅程。它对文化研究的孕育、起源和发展，文化研究的理念与实践，文化研究的困境与前景，以及文化研究对中国的意义，均做了极具挑战性的阐释，凝聚了一代杰出学者的全部才智。

　　一写给聪明女生的文化研究指南：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
　　用约翰逊博士（DrJohn.son）的话说，文化研究是“把两个牲口强拉硬拽地套在一个轭里”。约翰逊博士是在谈及隐喻的构成和文学性、政治性书写的构成时说这番话的。说得更精确些，它是关于文学和政治的书写，是文学性一批评性的书写，但它想被人视为政治性的书写，而不想被人视为小说创作或政治演讲稿之类的书写。这种形式的文化研究，历史可谓悠久，可以追一溯至政治现代性（politicalmodernity）和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humanism）的肇始时期，即18世纪政治主权由君主而人民的那个时期。它是启蒙时期期刊丛生的结果。
　　在随后的两三个世纪里，这种书写模式开始分贫。某些分支继续在仅印一面的大报的背面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特别是在这类大报的周末版或文学增刊的背面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在这里，在艺术的名义下进行的绅士派头的业余的社会批评，在公共阶值的名下进行的绅士派头的业余的艺术批评，其技术自18世纪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即使经典文学大师的排列也是始终如一。这正如汤姆·沃尔夫所言（Wolfe，2000：27）大师的名字“就像坐轿车抵达的名流那样轻声低语和奕奕生辉”。这个竞技场上的作家们往往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等同于文化研究。的确，文化研究通常被视为后现代世界的一大罪恶。他们对它只能气急败坏、暴跳如雷。
　　围绕着社会展开的文学书写的另一个分支，或多或少地从期刊业撤退了更加专业化的学术界。那些期刊面向政治上活跃的公众，或者致力于造政治上活跃的公众。在学术界，喜欢读书看报的公众变成了小说读，政治也变成了道德抗议。文化研究（我们眼中的文化研究）只是这整分支的一翼。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汤姆·沃尔夫就觉得，文学一知识性的散文已经“过时”。但是，“英国优雅散文形式（Britishpolite-essayform）”中的“图书和道德抗议”，可谓文化研究的史前形式：
　　幸存至今（暗指20世纪60年代）的英美文学性一知识性模式，远比150年前的摄政英国时期时髦。摄政英国时期创办过许多期刊，诸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布莱克伍德季刊》（Quarterly，Blackwood’s）、《伦敦杂志》（LondonMagazine）、《主考官》（Examiner）、《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sterReview）。这些期刊成了受过教育的绅士一票友的交流平台。在此平台上，他们以博学的方式，在图书与政治这两个话题上捭阖纵横。图书与政治在那个时代似乎是自然的组合，因为法国大革命及其灾后时期，令太多的文人雅士兴奋陶醉。……引人注目的是，文学性一知识性模式被那个格式锁定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绅士一票友以英国文雅散文的形式，关注图书，进而进行道德抗议。（Wolfle，2000：28）
　　然而，沃尔夫对于这种形式的批评，并没有阻止他成为这种形式最佳的解释者。在他眼中，这种形式具有“理论上的非连贯性”，他就以这种形式嘲讽这种“理论上的非连贯性”。
　　一个沃尔夫在门外，一个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内
　　汤姆·沃尔夫曾经写过一篇有关麦克卢汉的著名专论，题为《如果他对了呢·》（“WhatIfHeIsRight·”）。此文作为文学性一政治性的报道，最初发表在纽约《世界新闻论坛》的周日杂志上。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MarshallMcImllan）是加拿大的英语教授。20世纪60年代，他因为研究新型传播媒介，特别是研究电视这种新型传播媒介而声誉鹊起，成了人们竞相崇拜的偶像。麦克卢汉的出身模糊不明，却在时髦的纽约获得了知识分子名流的新身份。汤姆·沃尔夫在评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时，这样描述文学知识分子的特征：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麦克卢汉朱自一个比班图村（Bantuvillage）和布朗克斯东南角（SoutheastBronx）更晦暗、更隐匿、更暧昧的世界。我说的是，他来自研究英国文学的学术界。汤加兰德和波多黎各贫民窟，在人们的想象申，至少也会散发出杀气腾腾的臭气，太阳落山后也会泥水没腰。就外部世界而论，研究英国文学的学术界既不散发臭气，也非鲜花繁茂；它或许有一股发酵的钟纹软泥的味道：不然的话，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味道。
　　眼前的文化研究就脱胎于这样的世界。或许它的居民想要（至少在汤姆.沃尔夫看来，那里的居民理应早就想要）一点小小的可见度；想要更多的气味、软泥和繁盛。总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本质上，研究所的学究们岁数很小时，体液还在上升时，就已经安心于这样的生活：一间斗室，些许小钱，几本期刊。如果极端勤奋的话，他的洞察力或许有一天会彪炳史册。一辆大众汽车，一套狭小的单元房，摆的是丹麦百货公司的带暗榫腿的家具。在他30岁之前。一旦文学的文化魅力烟消云散，太太就会开始对他另眼相看，把他看成失败得惨不忍睹的败类。与败在这类微不足道的东西上相比，败在石油勘探或尿布服务上，不知要好多少倍。
　　当然这本身只是讲故事而已，而且它忘记了，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所里的学究们也都是女性。当然这本身只是讲故事而已，而且它忘记了，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所里的学究们也都是女性。或许在某些人眼中，弗吉尼亚.伍尔夫40年前撰写的论文现在火力强劲。这篇论文表明，对于一位女性而言，金钱以及“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即使是“一套狭小的单元房”和一辆大众汽车）有多么重要（Woof，1945：5）。足够的收入，以及“门上挂着一把锁”，足以使人获得解脱。没有这些，就只有辛酸和恐惧了。一旦有了这些：
　　怜悯和宽容，再过一两年，怜悯和宽容远走高飞，最伟大的解脱终于降临，那就是自由地思考事物本身。比如，我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个建筑·在我看来，那是一本好书还是一本坏书·（Woolf：33-34）
　　在汤姆·沃尔夫看来，英国文学作为一种职业，维系着一个承诺——较小的公共印章和较少的私人欲望，尽管它有其“洞视”。这是一个“过时目标”，麦克卢汉觉得这个“过时目标”与他本人有关媒介的格言“毫不相干”。但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身份卑微是能够期待的最好的东西了。在《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结尾处，她虚构了“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个形象。她是莎士比亚天赋的女性对等物，本来她应该出自几代女性作家的笔下，如果“女性广泛地”…·写作”的话：
　　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再活上一个世纪左右（我说的是共同生活，即真正的生活，不是我们作为个体过着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生活），我们每人每年再挣上500英镑，也有自己的房间……那么机会就来了，那位死去的诗人（即莎士比亚的妹妹）会支撑起她以前通常放弃的躯体。……我坚信，如果我们努力为她工作，她就会出现的。这样努力工作，即使处在贫困和卑微中，也是值得的。（woolf：94）
　　弗吉尼亚.伍尔夫谈到了匿名的“普通生活”的重要性，尽管她有时使用普通人指称约翰.卡里所谓的“引发狂怒、厌恶和恐惧的刺激物”（Carey，1992：209-210）。她重视自由，而自由来自“自由地思考事物本身”，毋须考虑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她建议：“我想说，即使知道怎样使它听上去受人尊崇，也不要梦想着去影响别人。思考事物本身。”（Woolf：91）。但她又写道：
　　女性广泛地……写作，这远比我在一个小时的讲演中所能证明的重要。……因为杰作不是单独地、孤立地产生的；杰作是许多年来共同思考的结果，是一群人思考的结果，所以说，大众经验支撑着那个独立的声音。（Woolf：55）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在1928年写下这段文字的，它是用来给剑桥大学的女生做演讲用的。那时候，她觉得，用以促成她所谓的“临界大众”的数量还不够充分。只有具备了数量充足的、指望自己的天才作品，“莎士比亚的妹妹”（一个适用于任何女性的文艺家）才能脱颖而出。她觉得，要让“女性广泛地”获得解放，并享受“思考事物本身”的自由，“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还是需要的，现在这“一个世纪左右”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说，汤姆.沃尔夫可能还不成熟，或者他没有想到女性主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做了如下轻蔑的判断：可以说，生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斋里，远不及在尿布服务比赛中大获全胜更有价值。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贫困和卑微”是为献身于“一群人思考”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
　　文化研究史上有一个趋势，即积极地寻找“普通生活”，寻找“支撑着那个独立的声音”的“大众经验”。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那里，日积月累的匿名性并非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尽管它可能是证据，证明几千年来，有人一直在物质上遭到盘剥。在这一点上，弗吉尼亚·伍尔夫引用了阿瑟·奎勒-库奇爵士（SirArthurQuiller.Couch）很长一段文字，她把阿瑟·奎勒一库奇爵士缩写成了“Q”。阿瑟·奎勒-库奇爵士这段文字发表于1913年，它指出，上一个世纪左右的著名诗人拥有独立的手段：
　　似乎这样说是残忍的，这样说是悲哀的：事实上，有一种理论认为，无论贫富，诗人的天赋可以任意挥洒，这种理论其实并不怎么真实可信。……这些都是可怕的事实，但让我们勇于面对。不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多么丢人现眼，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我们的英联邦犯下的某种过错，贫困诗人在那些日子里，甚至在200年间，都毫无机会可言。相信我，……我们可能大谈民主，但其实呢，一个贫困的英国孩子在下列方面怀揣的希望，并不多于雅典奴隶的儿子：得到解脱，进而获得心智上的自由。伟大的作品都来自心智上的自由。（Quiller.Couch，1946：32.33，引自Woolf，1945：88.89；还可参见GouldenandHardev.1982：19）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结论是：“就是这么回事。心智上的自由依赖于物质上的东西。诗依赖于心智上的自由。女性一直贫困，不止贫困了两百年，一开始就贫困不堪。”（WooIf，1945：89）
　　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就在这里：要把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小说和戏剧）的生命，倾注到与社会一经济现实和历史现实的某种批判性联系甲。“女性生活在什么条件下，我问自己……”：.
　　的确，如果女性除了在男性创作的小说中，在哪儿也不存在，人们就会把她想象成极端重要的人物；丰富多彩；勇敢又卑鄙；灿烂又肮脏；无限美丽又极其丑陋；像男人一样了不起，有时候觉得比男人还了不起。但这是小说中的女性。事实上，正如特里威廉教授（ProfessorTrevelyan）所言，她被锁住、毒打，被抛进屋子里。（Woolf：36-37）
　　她需要一个房间，原因在这里。不过，事实上，最先让学院派的文化研究如醉如痴的，是“Q”对心智自由所作的阶级分析，而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心智自由所作的性别分析。当然，“Q”的观点并不是讲给女性听的，引他注目的是奴隶的儿子。他首先想到的是“穷人”。而且私下里说吧，我在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之前先看到了“Q”的大作，并在一篇有关“文学教育的未来”的论文中引用过这段话（GouldenandHanlev.1982）。阿瑟爵士估计，与贫苦的英国儿童相比，狗与雅典的奴隶更有机会获得心智上的自由。这对我而言意味深长。所以，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半个世纪之前所做的那样（当时不知道伍尔夫已经这样做过了），我引用了“Q”的那段话，以谴责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校考试制度中对英语课程的未获承认的阶级偏见。“Q”一直在做学校督学。在理应现代化、平等化的20世纪，变革远不充分。“Q”对阶级的看法，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于性别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文化研究拣起了他们的指挥棒。
　　参与文化，享受心智生活，都需要物质基础。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穷人和女性（而且就我个人而言，“得到解脱，进而获得心智上的自由”是阶级问题）。事业共同团体并-不会自动派生下列两者间的相互同情：其一是阶级分析的诉求，其二是性别分析的诉求。这也成为文化研究的内在历史的一部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后来目睹了下列两者问爆发的一场论战：一方是妇女团体〔《妇女们不同意》（WomenTakeIssue）〕，一方是（主要由男性组成的）工人阶级次文化的研究者（Hall，1992；。Brunsdon，1996）。那个被汤姆·沃尔夫当成“微不足道的东西”而轻易消解的世界，似乎依然对那些生存环境比汤姆·沃尔夫还要恶劣的人充满同情。
　　麦克卢汉的著作令人愤怒，汤姆·沃尔夫引用了麦克卢汉的著作，这又使麦克卢汉倒打一耙，谴责他是个“以愤怒代替感知”的道德家：
　　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要么喜欢要么厌恶，诸如此类的纯粹道德主义说教，如今在我们的世界上被当成了替代物或观察，当成了研究的替代物。……道德苦难是赋予白痴以尊严的基本技巧。（Mcluhan，引自Wolfe，2000：29）
　　这里再次显现了对后来的文化研究这个职业的有趣洞视。即，在文化研究的从业者中，文化研究往往激发道德主义的副产品。很显然，文化研究依旧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在汤姆·沃尔夫撰写的以“图书与政治”为形式的文化研究简史中，他没有提及的一个问题是，从真正的绅士一票友转向文本性的绅士一票友，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转移。文本性的绅士一票友是这样的人，他们戴着那种面具写作，却没有18世纪的那种形式的倡导者所拥有的社会立场。20世纪60年代以前，自始至终贯穿着自此以后的文化研究史的是，对于多数人来说，从“图书”（书写）向“政治”（治理国家）的自由转移的可能性，已经急剧降低。随着文坛的民主化，采用“文雅散文形式”的人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领袖、激进分子和行政官员，这种可能性大为减少。或许已经无法从由前者组成的读者群中找到由后者组成的团体了。站在政治化的文学立场上批判文化，并将对时代的罪恶和专制的道德抗议融会其中，如今已经在话语的层面上变成了这样的局面：文化研究的从业者越是远离政府，这种批判就越是“政府性的”（见第四章）。这似乎是个悖论，它提出了下列问题：文化研究应该是“冥思性”的追求，还是“行动性”的追求·它应该研究权力的话语，还是应该干预它要描述的那个进程·
　　文化批判作为事务人的标志，始于近代初期。事务人与治理国家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便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绅士一票友的著作，以及18世纪以来“市民人文主义”的理想（Barrell，1986）。它向关于政府性的话语（福科、贝内特）的退缩，预示了从行动模式向冥思模式的转移。冥思模式在本质上毫发无伤；弗吉尼亚·伍尔夫甚至认为，“冥思性”小说比同一种属的“自然主义”小说更“有趣”（Woolf，1945：73）。但是正如汤姆.沃尔夫所言，“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了未受圣职的神职人员”（2000：29）。
　　文雅散文也成了没有教堂会众的布道。在冥思、内省的文化批判者中间，话语组织实践，这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也就是说，研究文化就是研究权力，理解权力的关键在于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学性的，它还扩展到了非文学性的区域。但它是“文本性”的，只关注“话语”，而不以某种形式直接涉及权力的“实践”。这样的文本分析已经声名狼藉（Lucy，1995）。
　　把语言当作权力的记号来研究，可能现在还以文学随笔（1iteraryessay）的形式进行着，但其内容已经急剧膨胀。让我们把空间轴当作隐喻来使用，以此说明问题：它从文学开始，中经准文学形式（如戏剧），向着与通俗娱乐密切相关的形式（如电视节目），垂直地向下扩展。在水平的层面上，语盲从口头性（语言性）的和书面性（文学性）的内容，扩展到了凭借包括图像、动画和片断在内的任何手段所进行的传播。记号学就是在这里粉墨登场的。记号学维系着这样一种希望，它能分析非语言性传播，仿佛非语言性传播也是一种语言。于是乎，电影“语言”研究（克里斯蒂安·梅斯的同名著作，1978），“时装语言”研究〔罗兰·巴特的《时装系统》（Systemedelamode）〕，“人造”语言研究（戴尔·斯彭德的），等等，等等，都纷纷出笼，并大行其道。
　　记号学对科学方法充满渴望，它是“研究社会中的记号的生命的科学”（baussure，1974）。它可以自称是一种道德中立、有感知力和一丝不苟的方法。它用起来很顺手，因为最初时，记号学的大多数从业者都和罗兰.巴特一样，属于政治左翼，他们以这种方法抨击资产阶级的文化权力。记号学同自己的从业者承诺，它会解决麦克卢汉对它提出的难题：政治抗议现在可以立足于“观察和研究”，而不再立足于“道德苦难”了。

中文版前言未来是开放的未来
引论丰裕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
“奋进号”的复制品？
文化研究的谱系
何谓文化研究？
友善与无知：读者有责任确认内容可否采信
一写给聪明女生的文化研究指南：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
一个沃尔夫在门外，一个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内
萧伯纳之物——抄起一本企鹅图书
奥黑尔人

二从阿诺德到施瓦辛格：文化研究与大众社会
斗争、民主化与大众
阅读之政治
通俗文化——从莎士比亚到爵士乐
爵士乐作为批评；莎士比亚作为商务研究
“卡迪夫学派”的文化研究
释放文化——要活力还是要电视？

三“红楔刺白”：文化研究与艺术史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
为成功开列的食谱
建构主义艺术作为政治
美术作为政治
资本主义与民主化——艺术作为解毒剂
一个真正的建构方法
编撰型社会——剪辑混合物

四等水烧开：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
决定
文化工业
文化作为斗争阵地
虚假意识
等水烧开
作为附带现象（和乌托邦）的文化
有关公民身份的“嘟”理论：傻瓜、笨蛋和弱智化？
论对通俗文化“不屑一顾”
福科、公民身份和文化政策研究
庆典城中的文化研究
被资助的文化研究——创意工业
文化阻击——文化研究作为抵抗经济的意识
五作为自我之标记的庸常：文化研究与女权主义、人类学、社会学
堂表亲
能动者与受众
旅游能动者
为了满足欲望而购物
只走不说
外出就餐
六对于读者（读本）的解读：文化研究与教学
创造一个科目
激进派读者（Ⅰ）
学院派读者
伊利尼文化研究（Ⅰ）——马克思主义
伊利尼文化研究（Ⅱ）——菲斯克主义
“爱神”、“食欲”与供方文化研究
激进派读者（Ⅱ）
参考文献：文化研究与出版
译名对照
译者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