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湛忞，美国人类学家。1986年获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1986——2001年任芝加哥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哲学、人类学、文学理论，研究课题包括多元文化主义、国际文化批评、全球化、民族主义，以及当代中国文化。1995——2004年任莱斯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并兼任詹姆斯·贝克政策研究所跨国际中国项目主任。1999——2001年在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任访问教授。2004——2006年任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The New School University）人类学和哲学跨系讲座教授、社科研究院院长，2006年至今任该校教务长暨主管学术的副校长。主要学术著作包括：Talking Heads：Language，Meta-language，and the Semiotics of Subjectivity（1997），Vinancml Derivative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Risk（2004，与Edward Lipuma合著）等。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基于2003年秋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座，发掘“语言学转向”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义。五十多年前结构主义兴起之后，对语言和话语的关注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迪厄、雅克?德里达、唐纳德?戴维森、于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等思想家虽各有侧重，但都深信语言和话语是文化分析的重要内容。而当前全球化的影响却在提出质疑：面对似乎是由经济变革驱动的全球性问题，语言学分析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太平洋两岸的人文学科都因此受到严峻挑战。中国出现“人文精神危机”，美国也日益感到“理论”的枯竭，尤其是在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
    针对这种倾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提出“语言学转向”中的某些关键思想（例如述行性和对象化）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提供了基础。首先要将经济过程看作复杂“流通文化”的一部分。看到述行性和对象化在其中的作用，这些概念对现代社会想象物——市场、公民国家和公共领域的形成至关重要，是西方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讲座进而将这些概念引申，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包括围绕金融衍生品等新型金融工具建立的现代风险文化。

    第一讲：流通文化
    概述
    30多年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编撰了一本论文集，其书名成了整整一代学术成就的同义词。他的《语言学转向》（1967）一书标志着对语言和意义的普遍兴趣，这种兴趣在1960年代晚期横扫人文学和社会学，其影响至今仍然感觉得到。除了罗蒂提及的语言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交叉发展，把结构主义引入到人类学预示着对文学的一种新兴趣和分析文化的阐释性方法的来临。这些不仅产生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而且还产生了诸如克利福德。格尔茨和查尔斯·泰勒等人的阐释和解释方法。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理论”正是“语言学转向”的前沿，而如今，显而易见，当代全球转变使我们没有能力对其形成理论。语言学转向似乎不再能够提供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联，使之可以“应用”到特定的社会和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髦术语，它把1980年代的政治动荡与超国家的经济秩序和大众媒体联系了起来，似乎处于当代变革的前沿，这个术语就是“全球化”。该词在1980年代晚期只限于讨论国际金融市场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经成了最最热门的话题，不是作为理论范畴，而是向常规学科提出的一种经验主义挑战，特别是在人文学和美国的“地域研究”方面：东亚研究、南亚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中东研究。在美国学术领域，这些是研究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地方，过去通常是比较文学的主要支持者。
    文化分析的问题是：当代变革的前沿似乎是经济力量，它们被视为加速流通的人员、思想和商品背后的真正主宰。这一画面里暗含有这种思想：文化是静态的，而经济是动态的；文化固定不动，而货币和商品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横扫全球。这已经产生一种设想，即现在不同社会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在对全球资本主义“同质化”作出反应，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似乎执意要按其本身的形象重塑世界，使各个社会愈发地相像，就是所谓的全世界麦当劳化。文化对经济力量作出反应；要科学地理解经济诸过程，而不能把它们理解为社会或文化的产物。
    结果，欧美人对全球化的理解是：经济过程遵循其自身规律，经济体制自我调解，自由市场模式里就是如此。文化和经济的分离已成为当代许多全球化研究的基本先决条件。“语言学转向”激起的各类著述中把文化与语言等同起来的倾向，更加剧了文化和经济的这种分离。像语言一样，文化被视为共享的、地方的、即时的，是与更为普遍的、抽象的全球经济过程对峙和抵制的场所。此外，为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而产生并运用的阐释性方法尚不能很容易地转到分析数学数据和统计数据上来，而这些数据又是经济分析的基础，未能把科学论述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已经加剧了经济分析和文化分析的分化，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垮台。
    注重文体也忽略了包含和表达文本的流通过程的动态。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通常假定文本和诸如作者、读者、观众，甚至于阅读行为这些范畴是固定不变的。甚至于解构主义消解稳定性的行动似乎也以精英的阅读和重读观念为先决条件。文学研究内部对这些假定的最著名攻击来自斯坦利，菲什，他坚持认为文学批评家在文本里看到的东西是受他们身处的阐释社会决定的。这些见解已经得到最近的历史著作的证实。这些著述表明，大多数文学、文化和地域研究预设的文本稳定性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历史的特定传统，是从早期关于侵犯版权、模仿、抄袭以及阅读本身的性质的讨论发展过来的。
    “语言学转向”对于文本和语篇阐释的关注产生了一个悖论，即把文本或语篇视为分析的固有对象的方法越多，就越难理解使这样的方法成为可能的阐释性社会的准则，也就是使阐释成为可能的背景，而且，我们对从文本和语篇流通中创造出来的社会准则理解得越少，对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全球化过程的理解就会越少。换言之，关注文本和语篇本身就忽略了它们如何作为连接个体和群体的方法，以及这些连接如何形成各种阐释性社会。然而，如果当代全球化关系到通过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媒体和新技术来形成新形式的连接，那么“语言学转向”面对这些现象已曰益显得不合时代，这就不足为奇了。
    “语言学转向”关注文本及其阐释，忽略了阅读、印刷和文本相互作用的方式，这些相互作用不仅产生了阐释文本的准则，而且产生了它们流通的背景，比如咖啡馆、沙龙、读书俱乐部和专业性社团。我在以后讲座里会谈到一种替代方法，关注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和阐释如何形成新的方式来连接个体和群体，这些可以是社会活动、身份构成和社群的基础。被人引用很多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他认为小说和报纸有助于人们想象陌生人之间的连接形式，这些形式位居民族主义观念的中心。类似主题贯穿于于尔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著述、阿尔金，阿帕杜雷关于全球化的“流动和面”的著作、查尔斯，泰勒关于“社会想象物”的论述，以及劳伦斯，莱斯格关于互联网的社会建构含义的著述。
    这些作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认识到流通形式和围绕它们的连接和社会形式之间有一种内在关联。社会是围绕连接个体和群体的方式而创建起来的。连接方式要依照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而定，流通也决定如何使用和阐释那些文化形式。不管是安德森和哈贝马斯描述民族主义、公共领域时提到的小说、报纸、期刊、出版
    社、咖啡馆、沙龙，还是互联网的码和架构，阐释和流通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新形式的集体主体性。在这一方面，美国目前关于互联网政策的讨论让人想起了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在印刷业发展过程中关于盗版、版权和专有性的讨论。坚持形式及其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具体性，使得文化和文学研究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强势得以维持。
    但是，对于连接性和流通的更加关注則消解了文化地理的固定观念，突出了一套新问题：翻译、流动、混合、套利、移置、速度和消失。这些全球过程的复杂性表明，如果流通将会是一种有用的分析概念，那么它一定不仅仅是人员、思想和商品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流动。相反，流通是一个文化过程，有其自身的抽象、评估和制约形式，这些是由具体流通形式与围绕其建立的阐释性社会之间相互作用而引起的。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无论是小说报纸，还是股票和衍生性金融商品，都依赖于形成其各自的阐释性社会，它们带有自身的阐释、评估和使用形式。看起来似乎是文化之间的复杂流通，实际上是不同“流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全球化是特定流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流通文化是由它们各自的阐释性社会和在其中流通的文化形式而形成的。
    流通文化和阐释性社会相互作用，形成了想象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些方式成了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就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2002）称之为的“社会想象物”，即想象社会生活而自身又调解集体生活的方式。尽管社会想象物可能有明确的理论阐述，但它们也包含没有言明的，那是共同行为的基础。它们牢牢扎根在一个民族的惯性行动里，或以演讲、故事、符号等形式得以显现，泰勒认为，这些想象物是社会性的，具有双重意义：它们是人们想象自己社会的共有的、社会的方式。而且，它们还具有想象性，也含有双重意义：它们凭借表征或没有言明的理解而存在，是个体构筑、理解自己身份以及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手段。
    泰勒认为，公共领域、现代公民国家以及市场经济是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想象物的基本构成成分。它们是主体性和身份的新形式，与特定的社会做法关联一起，比如阅读和理性计算，要求必要的支持性社会体制的发展，不管是咖啡馆和出版公司，还是结算所和银行。它们每个都预设一种新的归属感，泰勒利用社会学家克莱格，卡尔霍恩的著作，称之为“直接参与”。直接参与与连属的形式形成对照，后者存在于等级制社会中，比如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那儿，人们通过归属于社会的某一成分而归属于社会，就像农民属于地主，地主属于国王。
    相反，这些新的社会想象物都包含基于越来越多的平等感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相互连接形式；所有个体都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体制处于同样基本的直接关系。比如，在公共领域，所有参与者应该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有平等的机会去讲话或聆听。在现代公民国家里，每位公民通过“我们，人民”这一法律概念与共同忠诚的对象一一国家保持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里，人们平等地处于契约关系。而他们与其他人发生经济关系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都与市场的运作无关。
    这些现代社会想象物与从前的社会想象物不同的另一种方式是，它们主要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人自视为享有共同的归属感，无论这种归属是国家还是市场。归属感必须包含那些在原则上可能根本不相识或者未曾谋面之人。虽然通过各种形式的大众媒介使这些新的想象物成为可能，但是这些想象物也为媒体创造和组织了流通空间。在这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在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概念已在现代社会想象物上留下了印记。
    最后，现代社会想象物把社会视为在纯粹世俗时代由集体行动产生而来，而不是扎根在宇宙或更久远的时代。早期观念包括一套时间秩序的等级，与诸如存在巨链这类概念连接在一起，在现代世俗时代，同步是“横向的、跨时的，没有预兆和实现的标记，而是由时间的巧合所标识，由时钟和日历来衡量。”这是所有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比它高也没有比它低的点，与宗教年表里的情形不同。跟高级生命秩序关联在一起的高级时代概念的让位，也使构想自我创造和自我调解的社会成为可能。在一个极端，这些集体存在成为自反形成的动因，比如“人民”、“市场。或“国家”，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是产生于其自身的集体性社会行动，而不是某种外在力量的产物或者远古以来早已存在了。
    把人想象为平等合作个体之道德和经济秩序的成员和创造者，并以他们接受并理解这样一个秩序而团结起来，这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创造。它要求挣脱等级王国里、神圣教堂里或者自太古时代早已存在的合法部落秩序中对社会团结的旧有理解。颠覆外部价值观等级并不局限于公共领域的革命传统或公民国家。在市场发展的早期，复式簿记的传播依赖“上帝使账目相抵。这一观念，渐渐地，人们才开始看到市场依其自身的经济流通规律来运转。
    市场、公共领域和公民国家都是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想象物的要素。每个要素都是一个特定的主体性组织，关涉到协调并使某些流通类型成为可能的具体做法和体制，不管这些流通类型是小说和报纸，还是金融工具。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文化变革，用平等主义的、世俗的、直接进入的社会想象物取代了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等级观。
    这些社会想象物的形成并不独立子更宽泛的全球力量之外，而是其重组过程中的一个成分。公共领域人民主权论成为创建宪法化民族性的根基，后者将成为迅速传遍全球的公民国家的基本模式。同时，公共领域意识形态最初的倡导者是一个快速上升的阶级一一欧洲中产阶级的成员，这个阶级在数量、财富和社会影响方面增长之时，正值世界文化经济在经历一场变革，民族国家的创建会有助子加速这场变革。
    欧洲强国发现新世界，建立全球殖民主义，与以亚洲为基地、中国占主导的全球贸易经济转移到以西方强国控制的殖民和后殖民的生产制度部分重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产生了新的规模效应，使民族军队和官僚得以发展，这以将会挑战王朝权威的方式把新的全球中产阶级连接起来。帝国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也许马戛尔尼出使清朝以及接下来中国的“开放”就是最有力象征。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内在地联系到了一起。西方现代性并不仅仅是新做法、新制度形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发展，而是组织文化流通的特定文化历史方式。
    根据这里采用的视角，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全球流通体制的特定文化组织。这与“非文化”的方法形成对照，后者把全球变革看作某套文化中立的运作，是任何传统的、前现代文化都可经历的。按照非文化方法来看，这些变革的终点不是在不同社会想象物对于人、社会和价值观理解的特定格局中去描述，而是任何文化都可原则上作为“输入”来通过这种变革“输出”一个发达现代社会。这种世界观设想一种未来，即不同社会形成一个单一同质的世界文化，这种文化看起来特別像西方现代性里最优秀的东西（希望如此）。
    对比而言，采用一种文化上更敏感的方法，现代性不仅仅是从西方传到其他地方进而横扫全球的东西，即从传统到现代性的行军。其实不管是科学意识、世俗主义还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过程横贯全世界一一只不过这儿早些，那儿晚点罢了，而应看成是缠结在一起的一系列同类“流动”，受到有意无意仿效借鉴的浓厚影响，却非常独特。每个现代性的事例不仅仅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重复同样的变化，而是由社会在世界经济以及世界国家体制中的地位而形成的。在这些复杂的全球流通中，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何时何地努力去创建自己的现代性形式，决定了塑造这种形式的条件，即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条件。那么，当代全球化一个方面的特征可能就是对多种现代性的生产手段所作的斗争。
    多种现代性这个观念表明，尽管因为全球化的功能性需求将会有各社会的趋同，比如说经济竞争和官僚理性化，但同时也会有分歧。即使关键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成功，仍有不止一家公司或一种商业文化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今全球各种经济竞争成功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一一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日本、印度和中国，都在发展不同的“资本主义文化”。
    如果西方现代性特有的主体性新形式是全球重组和新的流通文化形成的产物，那么现代性概念本身必定被认为是多种流通的产物。更准确的说法，也许不是从西方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的单一形式的现代性，而应说是有“多种现代性”，它们共有某些在全球流动和交流的交叉中产生出来的“家族相似性”。
    把公共领域、公民国家和市场的社会想象物置于“多种现代性”的全球发展的背景下，为我们理解当代全球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维度。民族性和集体动因的概念与市场、大众媒体和信息技术产生的流通文化相互作用，在新民族主义、社会运动和跨国家结构的核心地带形成社会想象物。甚至可以把研究本身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想象物，由曰益国际化的学者“想象出来的社会”形成，他们的工作通过交流、会议和出版物来流通，本讲座就是一个例子。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中，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者都处于运动之中，协调这种“双重流通”曰益成为当代研究和学术的主要挑战。
    想象社会生活
    我们现在转向西方现代性社会想像物的根源。在后面的讲座中，我会谈到资本的发展，所以这里集中谈前两个想象物，即公共领域和公民国家的想象物，概述一下这些社会想象物是怎样从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比如小说和报纸）中发展而来的。子尔根，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9）一书中提出，对于民主公共批评的发展非常必要的新型主体性产生于艺术和人文学语篇的复杂流通，尤其是文学和哲学。哈贝马斯认为，中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子十七世纪晚期、十八世纪早期在英国和法国出现。它关于个体的思想通过咖啡馆、沙龙、报纸、文学期刊和读书俱乐部一套网络在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发展。“理性批评辩论”在文学界阅读、叙事、评论和批评的活动中兴起。这一文学公共“领域”的平等主义理想被用于政治讨论中，对公共权威的专制主义概念提出批评。政治任务是形成标准来保护和调控公民社会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调停文学和政治领域的关键思想是一种理性的公众舆论思想，认为正确的东西与正义的东西相互聚合，法律应成为公众舆论的表述，公众舆论本身就是理性的表述。
    尽管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著作指向制度、主体性的文本化形式，以及关于这些形式的论述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但是本尼迪科特，安德森的著述（1991）开始表明具体印刷文本形式如何有助于构建一种新形式的社会意识，即想象出来的国家社会。国家是现代意识的一个根基性文化发明。这种新型意识要求根植子一些可移植、可换位的形式之中，并可以提取出来。安德森在小说和报纸里找到了这些形式，引出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体性，即它们代表着在现代世俗主义的“空洞同质的时间”里同时发生的多种经历，因此提供了想象非共存公民的共享社会形式，公民在现代国家抽象的、理性化的时间里流动。
    ……

序言
引言
礼仪、交换和“语言学转向”的根源
以生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以流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第一讲：流通文化
概述
想象社会生活
结论

第二讲：述行性
概述
述行词的引申
弗雷格
对主体性的文学分析
述行性的对象化

第三讲：资本主义的述行性
概述
流通的述行性
资本的述行性

第四讲：流通风险
概述
风险的具体化和具体化的风险
流通政治
系统性风险
结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