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nbsp;&nbsp;&nbsp;&nbsp;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nbsp;

    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它的发展的历史及其代表性成果，从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老一辈史学家齐世荣先生近来发表的关于小说、日记的史料价值的论述，掷地有声，引起史学界以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总第9卷）》由瞿林东主编，本卷发表他的另一篇新作《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不论是类例还是鉴识，以及征引之繁富，分析之细致，都把关于回忆录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文章最后写道：“总之，我们应当使用官私多种类型的史料，互相参照比较，进行分析综合，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这几句话，道出了本文的主旨，也反映出了本文厚重的学术分量。
    近十年来，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的研究和著述，非常活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总第9卷）》所发表的十几篇书评、书讯，从内容上看，宏观考察方面大至纵论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比较，个案研究细致到作者与一位位史学家的对话；从形式上看，有教材撰述，有文献整理，有多卷本巨制，有选题独到的专题论著，从内容到形式，呈现出勃勃生机。

    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课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①“上章阉戊”为干支纪年庚戌的别称，庚戌即康熙九年。但顾炎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还有辛亥年刊刻的说法：“《日知录》初本乃辛亥年刻。彼时读书未多，见道未广，其所刻者，较之于今，不过十分之二。非敢沽名街世，聊以塞同人之请，代抄录之烦而已。”②辛亥年即康熙十年。对于这两种说法，陈祖武先生认为，“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八卷本《日知录》系康熙九年始刻，而至康熙十年完成”。③这个推测，比较合乎情理。八卷本出版后，顾炎武一直在继续写作、增改、完善，但直至去世，也没有再刊刻。“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但鄙着恒自改窜，未刻。”④他曾经告诉他的弟子潘耒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⑤
    顾氏逝世后，潘耒从他家中取得《日知录》手稿，经过删削整理，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是为遂初堂刻本。此时距顾炎武去世已有13年了。乾隆年间，有据遂初堂本翻刻的重刊本多种，如巾箱本、皇清经解本等，这些都属于遂初堂本系统。
    道光年间，青年学者黄汝成，以遂初堂本《日知录》为底本，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其他90余家校释《日知录》的成果，成《日知录集释》，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出版，被称作嘉定黄氏西溪草庐本。该本出版后，黄汝成又详加审校，撰写了《日知录勘误》二卷，《续勘误》二卷，同时对《集释》原版进行剜改，再次印刷。剜改后再次印刷的《日知录集释》可谓是集释本系统中的定本，最为“精善”。
    ……

两个“历史决议”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
通俗史学论

陈垣史学风格
陈垣《日知录校注》的特色
陈垣与《廿二史札记》研究

礼书礼学三论
历史的道德？抑道德的历史？——公元4～16世纪（魏晋至明代中期）的一个历史认识的理论争论
汤因比《历史研究》在华之传译
卫聚贤与“新史学”
北京高师史地学会述论
论新中国史家成长的社会条件——对话当代历史学家的体会
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辛亥革命史撰述上的风格
辛亥革命研究书录

史学遗产的现实价值——论《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理论特色和学术意义
重建中国远古史的创举——读《中国远古时代》
简评李红岩著《史学史话》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
走进历史学家群体 探索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读邹兆辰著《对话当代历史学家》
探索中西史学的互补之路——读杜维运著《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编纂之先河——张广智主编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简介
再现“山东近几百年来罕见学者”的风采——序《王献唐研究》

书讯
瞿林东著《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出版
陈其泰著《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出版
杨共乐著《早期丝绸之路探微》出版
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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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爱国书生 传承何门学术——记何兹全先生追思会
附录一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
附录二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2010年9月至2011年10月）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稿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匿名审稿实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