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碑直接相关之重要事项为郑和统军进行的锡兰山之役。有关锡兰山之役的时间《明实录》、《国榷》等书系于永乐九年（1411），其他史料则记为永乐七年。学者们的解说也各不一，实际与郑和立碑应为同一次出洋。
（一）锡兰山王启衅在先辩
明成祖致哈立麻喇嘛敕书与应为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僧伽罗国条》之史源，而前引《武职选簿》有关锡兰山之战档案的发现，为我们对照严从简的记载、核实锡兰山之战的经过提供了可能。
明成祖致哈立麻喇嘛敕书中之“太监郑和劝其敬崇佛教，远离外道。王怒，即欲谋害。使臣郑和知其谋，遂去”之记载，与严从简“国主贪暴，不辑睦邻国，数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的描述，根据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僧伽罗国条》的相应文字，可确定为永乐三年（1405）首次下西洋事。锡兰统治者非常了解本国的优越地理位置，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手段向过往船舶索取财物。首次出洋的郑和或许在行前未知此处之风险，在得知锡兰国王欲向中国船队索财时，无法以怀柔手段解决之，只得避去。
明成祖致哈立麻喇嘛敕书中之“后复遣郑和往次诸番，并赐锡兰山王”一句，及严从简“本朝永乐七年，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赍金银供器、采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赏赐国主亚烈苦奈儿，诏谕之”的记载，是说永乐七年（1409）在准备永乐九年（1411）之远航时，明政府根据永乐三年在锡兰山的经历，已经估计到途经在锡兰山候风时，可能遇到当地统治者索财的情况，因此预作了准备，即计划以向当地寺院布施，并向锡兰山王颁赐的办法，换取和平通过。换而言之，明成祖打算在锡兰山留下“买路钱”，御制碑所描述的颁赐财物，就是准备支出的“买路钱”中的一大部分。
敕书中之“王益慢不恭，欲图害使者。发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记载，与严从简“和等登岸，至其国，国主骄倨不恭，令子纳款索金宝，不与，潜谋发兵数万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险，绝和归路”的记载，反映出郑和等使臣与护卫一行登陆后前往康提（Kandy）时，所准备给寺院的布施与颁赐给国王的财物，不能满足锡兰王的要求。锡兰方面在索要财物未果的情况下，打算以武力迫使明水师屈服，遂出动军队五万人，伐木阻道，切断了郑和使团与锚泊在港口的船队之间的交通，同时“分兵以劫海舟”，企图将明远洋水师一举歼灭。
前引《武职选簿》档案中之第三则所提到的朱真“九年（1411），到锡兰山，因国王谋逆，擒拿有功”中之“因国谋逆”，即指此锡兰王的不轨举措引发了这场冲突。可以证实这一事实还有上述档案之第六则，该文献在记冀斌在锡兰山事迹时提到“九[年]（1411）为国王亚烈苦（索）[奈]儿悖逆，杀夺官军，亲行剿擒番王，杀败番贼，升总旗”。也说明锡兰王首先向明水师挑衅，引起流血冲突。同样，前述第七则有关许旺／许的档案中“九年（1411）为国王亚烈苦奈儿悖逆，擒杀，升总旗”。也证明锡兰方面首先启衅。
综合明成祖致哈立麻喇嘛敕书、严从简的记载与这三则档案，我们可以复原这一事件的大致过程：即郑和等人登陆前往康提（Kandy），试图以布施与颁赐换取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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