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撰述始末，文献记载阙略，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一文推论最详，言《代记》即邓渊《国记》，“《代记》应是原始名称。《魏书》以魏为统，是北魏国史，故改《代记》为《国记》，《史通》则以唐代所见魏收书为准，亦袭称《国记》。”邓渊《国记》为北魏修史之始。田余庆以为邓渊与其后之崔浩皆死于国史之狱，邓渊之狱为崔浩之狱滥觞，并进而将“污秽”史风绵延至魏收《魏书》。田余庆推测邓渊曾整理传唱拓跋先人事迹之歌谣为《代歌》；此后又以《代歌》中所记拓跋旧事为据，加上其记注之道武帝事迹，草创为《代记》；《代记》后来基本包含于崔浩《国书》之中；之后，又有《国记》三十卷；（田余庆以为此《国记》为崔浩之狱所毁国史之残余，乃李彪、崔光改编年为纪传时所见者，见于《魏书》卷五七《高祐传》。案其说未必然，此《国记》或为高允晚年所作，参见高允《国记》条考证。）《代记》、《国书》、《国记》等种种史料，后来又成《魏书·序纪》之蓝本。《魏书》卷四八《高允传》载高允对太武帝日：“《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田余庆以为“邓渊《代记》虽被高允称为《太祖记》，当是兼具魏收书《序纪》的全部内容”--邓渊追述拓跋族姓世系及开国前历史，为后来崔浩、魏收等所本，崔浩《国书》被称为“备而不典”、“暴扬国恶”，魏收《魏书》被称为“秽史”，自邓渊《代记》已肇其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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