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显示出了这种遥想在80年代后期以降的中国的普遍性。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消失了近四十年后被人们再度“忆”起，与其说是一次本土发掘，毋宁说要归功于一种渐次内移为中心的外缘“断定”，真正被心悦诚服地迎归的，既非一位4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的精魂，亦非一般意义上的“海外观点”，而是后冷战语境中的不战而胜的冷战胜利者的权威定见。如戴锦华所指出，“冷战年代，张爱玲在不同脉络、版本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命名与匿名，首先是特定的政治动因，并非她的全盛期的作品与文学成就，而是她江郎才尽之作：《秧歌》、《赤地之恋》成了张爱玲获得命名之讳莫如深又心照不宣的现实驱力。在冷战分界线的彼岸，这一姿态令张爱玲洗脱了通俗与沦陷区写作的双重‘污点’，于海外中国学、准确地说，是美国中国学——作为美国冷战学科的‘区域研究’之现代文学史上脱颖而出。当同样的趋动，使得张爱玲于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踪影全无，成了并非惟一的文化失踪者与不可见的意识形态‘天窗’之时，张爱玲则在依冷战逻辑全面蒸发、几乎成为绝对空白的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放大凸显”，而改革开放后的大陆文化人对张爱玲的“钩沉”和经典化，则不但“显影了美国中国学至文学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学术回流”，而且“含蓄且昭彰地成就了后冷战时代的一份‘告别革命’的选择与姿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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