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的章行严，在风潮激荡之时，坐而论道，提倡和解释两党政治。还在7月1日，他就有《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一文，提倡两党政治，和平竞争：“两党同活动于政治范围之内，谁得国民多数之信用，即谁主持国事，失势者则立于其下而监督之，并准备完整，随时可以居中用事。而政党亦自明其地位，国民之拥护一旦失去，则飘然下野，无所用其踌躇，亦无所用其惭阻，其所持之态度亦如前之反对党焉。如是互相更迭，而国政即其道而进步。不然，则政党政情不足以治国，且徒扰乱国家之秩序。善哉美儒罗伟（美国政治学家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学校长）之言日：‘认明反对党为政党团体，如彼能诱致议会之多数，并认明其有权用事，此政党政治所以成功之第一要素而即平民政治所以成功之第一要素也。’”
鉴于当时的政党只有名称，没有内涵，他在7、8月间提出了“毁党造党”的主张。他的方法是：“各党出其才智者若干辈，开一政治研究会，本其哲学家之态度，举国中所有政治财政种种大问题，一一彻底而研究之，为期多则一年，少亦六月，研究之结果，每一问题必有可否两面，问题愈多，可否之数愈多，最后核记果可者否者统系悉不紊，则就此统系而分为两派焉……而新党要纯粹建筑于政纲之上，以后所以党争悉于此争之，诉之意气，有所不屑，尤有所不暇也。且新党乃融合各党讨论分配而成，苟或有成，则近百年应兴应废之大问题，自非绝无线路可寻，必已尽情探讨，国中得此坚而且大之两壁垒，小党将无发生之必要，而亦断难有其能力。而两大政党相迭代用之利，吾乃得而享焉。”
本来，作为革命领导人和规划者的孙中山，并不认为在革命以后可以立即实行议会民主制度。但中国政治界懵懵懂懂之中，竟然实现了共和制度，而这个共和制度的掌舵人并不是它的规划师孙中山，而是袁世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人民感到迷茫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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