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商部创设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晚清社会经济的失序与制度失范
一、传统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结构
自秦汉以降，中国就以农立国，经济政策的重心在于农业。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历代王朝政权也都奉行着“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其做法不外乎轻摇、薄赋、抚恤、赈济以及兴水利、治沟渠、防河患等事项。政府理财“则崇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源，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饿而有以剂丰歉，供租税而已”。①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历来统治者都以言商为耻，崇尚重义而轻利、重本而抑末，传统的义利观将社会职业按尊卑贵贱分为“士农工商”的序列，“农”居有非常高的地位。
清朝建立以后，因袭了传统的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所谓“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著为常经，由来已久”。②屡次皇皇谕令，无不致力于奖励稼穑。如康熙于十九年（1680年）四月谕示礼部：“农务为国家之本，粮食乃兆姓所资”。①二十三年（1684年）又谕旨户部：“民为邦本，必年谷顺成，家给人足，乃惬朕抚育群生之意”。二十九年（1690年）又谕户部：“阜民之道，端在重农”。“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②雍正临朝后，多次反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如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谕旨各直省督抚：“朕自临御以来，无刻不仅念民依，重农务本，已三令五申矣”。“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矣……农民勤劳作苦，手胼足胝，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庞淳朴之行，岂为工商不逮，亦非不肖士人所能及”。③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雍正皇帝在一次与朝臣的谈话中再次说道：“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为末也。今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于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田亩之中即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利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于法，必非其情之所愿，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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