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一个人、一个企业和一个民族（代后记）
　　一、贵在认真
　　很久以前就想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
　　1989年8月2日，是我正式到联想集团上班的第一天。在此之前，我在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另一家企业工作了将近10年。工作之余涉及到文学创作并且加入了作家协会。但是，想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与写作本身没有丝毫的联系，最初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激动。我在联想的第一位经理名叫郭为，是一位比我年轻3岁的MBA硕士生，我在本书之中有多处提到他，此刻郭为已荣任联想集团的副总裁。我到联想集团工作4个月后接替郭为出任公共关系部的经理，并且在这期间创作了“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语，协助郭为主持了1989年至1990年上半年公司的多项重大活动。其中包括公司由原来的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的宣传工程，包括联想微机上市以及联想集团第一篇关于管理文化《大船结构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科学性》的文章撰写，还有管理干部培训等等。1990年5月，我再次接替郭为主持集团办公室的领导工作，策划实施了1990年至1991年两年问联想集团所有的企业形象推广工作。而郭为则以助理总裁的职务主持了全国各地十几家分公司的管理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常能够有机会与柳传志总裁、李勤常务副总裁在一起讨论工作，接受指示，对联想的激动就时时鼓舞着我。在此期间，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这种愿望在心里就时时涌动着。这里面的原因大概是我在传统的国营企业有过较长时问的工作经历，过去工作过的企业与联想集团相比，后者确实更显得生机勃勃。1978年至1980年间，我在北京市物资局化轻公司的一个易燃易爆剧毒品仓库做库工。仓库位于怀柔水库西南的一个小山坳里，有二十几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白天大多时间闲得无事，年轻人在一起便绞尽脑汁想各种各样的花招儿做各种各样的恶作剧，以打发多余的精力而显得充实。譬如到相隔三四公里的果园偷摘苹果，或者到同样距离的公社卫生院找稍稍漂亮一些的年轻女护士山南海北聊天……我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属于既不踊跃也不消极的一类人。平平淡淡的日子过了两年之后，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促使我调回城里，到电子部所属的那家工厂工作。有30多年历史的这家工厂是我国生产石英谐振器的第一大厂，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枚导弹都有这个厂的功劳，工厂会议室四周墙壁悬挂的锦旗向所有人证明了它的荣耀。我在厂里的设计所做过技工，不久便去做专职的厂工会宣传干事，然后做厂里宣传教育处的宣传干事。工作任务是每年在报纸上发表20篇关于工厂业绩的新闻。这个任务我基本上可以用10天的时间完成，因为1篇稿件可以在20家报纸发表。这使得我每年有大约300天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于是就一边读书、一边创作和一边谈恋爱。读书是在现今的首都师范大学，当时叫北京师范学院。读夜大中文系，一读5年。刚开始厂里不批准，学费不予报销，占用的工作时间不准假，宁愿我在厂里无所事事也不能去学中文。于是我就写信告状，一直告到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宋任穷处，终于把学费和上学时间一揽子解决了，在厂里工人的眼光里我看到对英雄一般的敬慕。文学创作是从十几岁就有的爱好，写的书比读的书多，能够发表的作品只有写出来的1％。仗着分母大、分子小但发表作品的绝对数量依然不太少，于是就由我的老师、著名作家韩少华做介绍人，多少有些侥幸混入的感觉加人了北京作家协会。一直到1988年，忽然发觉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是马马虎虎的，工作没认真过，创作没认真过，读书也没认真过。惟有谈恋爱、做父亲比较认真，恋爱一年就结婚，结婚一年就做父亲。看起来匆匆忙忙，但品味一下还算认真。知道自己缺乏认真的时候已经28岁。29岁到联想工作，发现还有如此认真的企业，还有如此认真的人们，拿工作当自已的生命看。这是联想最初给我的印象。当然我本人也义不容辞地认真起来，这时候又发现认真以后自己原本有那么多的创造力和热情。
　　在联想，我有过两次挨柳传志批评。一次是1990年的北京计算机展览交易会，我是联想展览团的负责人，我们在这次展览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签订的合同逾千万元，列大会所有参展单位成交额第一名。我很兴奋，专门指定有人天天统计合同金额，每天闭展前电话通知公司。有一天，报来的消息说当日合同金额达到500万元。我不敢相信，叫人继续核实，回答还是500 万元。于是我就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柳传志。第二天柳总亲自到展览馆核实，结果证明合同金额离500万元相差甚远。为此，他怒气冲冲回到公司，几乎是把我痛骂一顿，骂我“谎报军情”。这是我职业生活里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受到的痛责。尽管柳传志当时的表现怒气冲冲，但我非常非常感激他。因为从那一刻起，我对于“认真”的理解又有了新的进步。第二次是 1991年7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和《经济日报》联合举办“联想走向世界”报告会。按照报告会的设计方案，我们希望请一位长期关心我们的中央领导届时能够出席。我的部下与这位领导的秘书进行了确认，领导答应可以出席。但我忽略了应该叮嘱部下了解这位领导在这个时间段里的日程安排，以至于当我们把报告会时间定好以及所有的会议邀请发出之后，才知道这位领导在报告会举办当天恰好在外地考察工作。这件事柳传志并没直接批评我，因为我母亲身患癌症处于弥留之际。但是这次无言的批评依然令我难以忘记。认真的联想，认真的柳传志，认真的所有其他联想人，进入到这样一个到处写满认真的环境之后，我也认真r。这对我是极为珍贵的。通过这种认真，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价值。
　　尽管写书的愿望始终如一，但是我没有写。没有勇气。我知道我对企业的本质了解肤浅，对我们的国家了解肤浅，对世界经济的了解肤浅。我必须认真地生活过，使这些肤浅有了一定的改变，然后才可能真切地写出一些于人有益的感受。这样的滋味实在很痛苦。感情时时冲动着，使你按捺不住地要奋笔疾书。理智却不断提醒你不能仓促和草率。能够忍耐这种痛苦对人实实在在是一个磨炼。
　　1991年，我决定离开联想。离开联想的心情很复杂，但原因很简单。在联想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有从事经营的机会，能够有创业的体验。在我看来这十分重要。思想会有如此之大变化，连我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因为仅仅在1989年的时候，我内心强烈的愿望还是要当一名作家，作为企业人并不是我的最终归宿。时隔两年，我对企业已经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激动。坦率地说，没有联想的影响，我不会有这样的变化。
　　……
　　三、不仅仅是关于联想
　　我的搭档张华滨先生时时会有一些怪论。有一次他说企业是怎么回事呢？就好比时钟，员工址秒针，所以不断地走；中层主管是分针，员工走一圈，他就走一小格；企业的最高管理者是时针，人家走了若干圈若干格，他就走一格。
　　这比方我一直记着。
　　还有一次他又说，这人才培养的事儿也是木桶原理。你不能让他在单项指标上拼命长，长得越高越是个细高挑儿，风一吹就折了。要有些综合营养。
　　这比方我也记着。我觉得这些例子都生动也都有用。
　　同样，我几乎是以一种等待审判的心情在等待着这本书的结果。尽管我知道当书稿变成铅字到达读者手中的时候，遗憾已经不可避免。但我希望这遗憾尽可能少一些。我希望这本书有用。为了这一点，我着力在书中更多地表现民族性、思考和行为研究三个特点。
　　关于民族性的问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贸易保护。但这并不是我的出发点，尽管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国家应该一面是改革开放而同时也要进行必要的贸易保护。就像美国、日本、韩国一样，虽然它们已经很发达、很强大，但它们的贸易保护依然随处可见。开放的目的是使我们富强而不是使别人富强，世界各国经济的这种民族性（也可认为是利己性）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当然也犯不着羞羞答答的。虽然这是我对贸易保护的观点，但我在本书中依然是从中国企业如何参与国际竞争，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出发，所谓民族性的体现也基本在此。我在书里涉及到外国著名企业对中国市场强力渗透的部分，包括外国文化强力渗透的部分，更多的目的并非指责别人，而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更好。我想指责别人是没有意义的，人家强大人家能够渗透进来，这只说明我们虚弱。我们如果拒绝与强手竞争，那我们会永远虚弱。唯一的出路是我们研究别人，研究自己，使自己也强大起来，别无选择。因此，我在本书中论及的所有问题中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企业放在与外国企业竞争这样一种环境中来进行判断，而并非就事论事地说某一件事应该怎么样。在我看来，判断一个企业如何，必须结合生存发展对它的要求是什么，否则结论就会失之偏颇。而对企业的要求应该全部来自于竞争。所以，我在本书的五个章节里，就企业战略、观念、创新、人才和激励五个方面的论述，源于管理理论的思考远远少于竞争实际情况的思考。
　　有人认为，20世纪末的这几年，民族性会是中国人日益被关注的问题。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觉得民族性不仅仅是对中国，对全世界都会是一个日益被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已经落后于发达的国家。我们现在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早已爆发的日美贸易摩擦、欧美贸易摩擦实质上都源起于美国、日本、德国对20世纪本国地位的竞争。因为所谓民族性，在今天这个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除去经济与文化的体现，还能够有别的什么内容呢？当有一天，我们中国人真的像本书描写的那样，开德国车、喝法国酒、抽美国烟、用日本电器，通过英特耐特欣赏美国的娱乐节目，我们的民族性还能在哪里体现呢？人类社会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叶之前，多数是用武力体现民族性，即所谓强权政治。但是，在今天以后，体现民族性的途径只有经济的崛起。日本和德国的例子生动地说明这一点。“亚洲四小龙 ”的例子也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民族性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富强，这是根本的。
　　关于思考的问题，应该说本书大量涉及的都是联想集团的事例，这使得这本书始终有一种风险，那就是写成一本纯粹介绍联想集团业绩的书籍。尽管这样的结果对社会依然是有益的，但我以为这种作用还是比较表面的。我自己就常常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一本书是说某个企业优秀到什么程度，当然我也会觉得很好，但总不如从“为什么”的角度去阐述更令我激动。联想集团有太多令我激动的东西，这使得我有可能仅仅是为联想写一本书而不能是为社会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当写完最后一章时，我才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有那么一些思考，我想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为联想而写的了。
　　关于行为研究的问题，我以为当前我们国家理论科学的研究和行为科学的研究与国际社会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差距表现在我们对行为科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曾经认为，中国有很好的经济学家，但中国缺乏甚至没有很好的管理学家。这样的现实离我们要跻身国际经济舞台的要求相距太远。今天我依然保留这个看法。我们在行为科学研究上的状态始终不能得到良好的改善，这是很令人担心的。所以，我在本书里的思考基本上都围绕着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这样做虽然可能有些拘泥，但我想也许会实用一些。
　　我要感谢我的恩师韩少华先生为本书作序。在过去的10多年里，韩先生和其夫人冯玉英女士对我的爱护已远远超出一般的师生关系。
　　还有很多很多朋友。我想我对他们最好的报答只有今后认真地生活。
　　本书写作完成不几日便是国庆节。“十·一”的那天晚上，天空下细雨，应儿子的请求，我开车带着一家人从长安街的东头向西头驶去。天安门广场依旧华灯齐放，人群涌动。雨夜丝毫没有挡住这个古老都市节日的灿烂。也就在那一刻，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到我们今天所背负的沉重以及搏击的希望。
　　1996年10月于北京西郊
　　（再版时，略有删改）
　　一位影响中国企业十多年的学者；一本开创中国企业案例研究先河的著作；1997年中国企业管理最畅销书；十年之后依旧有数十万读者的保留。
　　陈惠湘的第一本企业研究著作，也是他案例研究的开端；一本中国人写中国企业的哈佛式案例分析力作。
　　什么是企业战略？企业战略就是你要干什么行当，要干到多大，钱和人往哪儿投。
　　中国缺人才吗？中国缺伯乐吗？中国缺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机制吗？
　　人才的标准首先是信誉。信誉不仅仅是品德，还有能力。
　　人才的训练和培养永远是“赛马中识别好马”。
　　小企业销售看得见的货物，大企业把看得见的货物和看不见的货物一同销售出去，正如同麦当劳既销售汉堡包，也销售微笑。
　　脱离投入只谈产出是不合理的。脱离产出只谈投入人也是不合理的。离开责任就谈不上激励，离开激励也谈不上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