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城镇的兴衰发展与朝代更替和国家稳定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社会生态体系,而是完全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力的控制和规划。并且在我国,城镇历史悠久,诸多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完全隔断,而且保持了连续性,并一直发展和延续至今。
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自产生的时候起就与政权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西方,古代及中世纪的“城”大多为城堡,为封建权力体系的堡垒。而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则是在封建权力体系之外产生的,不受制于王权的约束,相反的,中世纪后期的诸多城市还从封建主那里赎买了城市自治权。因此,西方的城市自产生的时候起,“市”的功能居于主导地位,在市场交易的基础上,产生了市民社会和公共需求,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必然产生政治自由主义,这才有了近代契约型国家思想的诞生。当然,近代西方的国家也坚持这一立国原则。所以在近代西方,城市的发生、发展各自形成一个完整的功能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受政权力量和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很小。所以,西方的城市化进程一直相当平缓,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比西方明显得多,与国家能力有着直接的相关性。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速度快,是一种爆发式的发展模式。这与西方社会的城市发展历史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欧洲国家,从18世纪中期城市化兴起到20世纪末的200多年问,世界城市化水平仅仅达到50%。并且,西方社会的历史背景为这一发展速度的形成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条件。如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奠定了私有财产权利的思想基础,基督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及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个体的平等、独立的自由权利,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个体的独立社会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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