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也是最关键的任务在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基于这一基本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任务提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思路的集中体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吃透中央精神，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始终不渝地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切实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真正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按照科学发展观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总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历史性选择，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抓住了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充分把握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意义、总体思路等方面的内容，才能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把握越来越成熟清晰，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自古至今有一个独特的国情，即农村人口始终占多数。因此，党的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明确指出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并适时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路。围绕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执政治国的新理念，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了“五个统筹”之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战略要求。围绕“三农”问题的破解，党的十六大、三中、四中全会更多的是明确指导思想、发展理念、战略思路等总体性安排，而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十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提了出来，并成为2006年“一号文件”的主题，更多的是在操作层面上做出具体的部署，是对科学发展观尤其是“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与实施，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和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完整、清晰、可持续的政策思路，是我们党成熟地把握执政规律，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要求所做出的科学战略选择。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综合地反映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具有全面性。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村镇建设的问颢。而且是一个人的发展和农民素质提高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交通、人民生活、社会治安和社会保障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有机统一体，是社会综合发展程度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一直坚持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实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方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定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出发，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依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目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的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也还没有根本改变；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他强调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凝结在一起的二元结构，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城乡差别本来就很大。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两种不同的户籍制度以及两种不同的福利政策，把人口分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使农民成为“世袭农民”，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十分困难，而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使农村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造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
目前，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而农村人口占的比重却高达60％左右，这是极不对称的失衡现象。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制约因素。2005年，虽然由于取消“农业两税”和实行粮食三项直补，使农民增加了收入，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还是很大。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比上年增长6.2％；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比上年增长9.6％。农民增幅比上年低0.6％（上年为6.8％），城市居民增幅比上年高1.6％（上年为8％）。城乡居民收入差之比为3.3：1。如果把农民的实物收入和投入再生产的支出扣除，真正用于消费的货币支出很有限；如果把城市居民的不可支配的收入加进去，城乡居民的收入之差还要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农村占一半以上，而后来逐年下降。200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3950亿元，而县以下只有12216亿元，仅占总额的22.6％。由此可见，农村这个消费大市场只能是个“潜在市场”，当前拉不起来的原因就在于农民的货币收入低，这是GDP能否保持稳定增长的关键。目前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处在高位，2005年，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为36.7％，而农村居民的还高达45.5％。恩格尔系数超过50％的有11个省、自治区，绝大部分是西部地区。由于我国农村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十分悬殊，收入与稍费能力也自然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进入了“警戒”线，埋藏着极大的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总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既
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
第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历史机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必然要求。依据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参照国际经验，我国已进人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在工农和城乡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8.23万亿元，列世界第四位；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步入了中等收人国家行列；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3％、51％和36％；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44％，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是23％和33％；城镇化从1978年的17.9％上升为43％，1998年以来，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进人了快速成长时期。从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来看，1994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近3年已连续突破2万亿元、2.5万亿元和3万亿元大关。相对于过去捉襟见肘的“吃饭财政”，已经基本具备了建立公共财政的条件，具备一定的反哺农业、带动农村的能力。正是如此，近年来中央的支农惠农政策力度逐步加大，连续4年出台了指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两减免、三补贴”等一系列直接、有力的支农政策。这一切表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第二，我国总体进入小康社会，但城乡之间反差拉大，“三农”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迫切要求。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幅提两。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依然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农业面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和市场约束、体制障碍等严重问题，成为三次产业中效率最低的产业、国民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一个很难解决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从保证粮食供给看，我国每年净增800～1200万人口，需要新增粮食50亿公斤左右。今后要以日益减少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口，对农业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农村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滞后等发展难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要求相比，同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达到30.8％，中部地区只有9.8％，而西部地区却是－14.15％。农民面临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低等突出问题，人均收入不到城市居民收入的1/3，收入差距导致占有财富的差距，集中表现为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差异。占总人口60％的乡村人口只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1/3，储蓄额不到居民储蓄总额的1/5。城乡之问在经济社会发展、居民收入、基本建设、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反差。如果任其发展，将直接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影响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影响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结合起来，不仅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和迫切要求，而且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应对之策，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长久之计。
（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党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明确回答了新时期为什么要重视“三农”、怎样重视“三农”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和飞跃，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和政策的集成、完善和发展。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思想，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个全新的思想理论，完全突破了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阶段传统的“重农”思想，为在新时期推进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三农”问题历来很重要，而目前却很严重。从农业的产业特点看，农业是人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同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密不可分的，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正如1991年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的：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社会进步就没有全国的社会进步，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加强农村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定社会稳定。只有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定位，不仅是对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重大发展，而且是对“三农”理论的重大创新。
但是“三农”问题又是一个难解的话题，始终没有根本好转。从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看，我国正在实现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的历史性转变，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越发严重，“三农”问题的解决始终没有触及到要害问题。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十六大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由于在实现小康社会的16项目标中，有3项主要指标术能完成，都在农村，因而造成“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而难点也在农村。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个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个结果，这就跳出长时间以来就“三农”论“三农”的思维模式，把“三农”问题放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位置上，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方针的调整与转变。
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尽管学术界早就提出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问题，但出自中央的决议，这是首次，是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步骤。
2005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做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而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指导方针。这对传统的工农、城乡关系理念是个重大突破。这也告诉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遵循“两个趋向”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两个趋向”是一个普遍规律，是世界各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共同发展道路。我们国家从一个农业国走向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金只能从传统农业中积累。这是解放后我国长期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发展政策的主要原因。现在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城镇化、现代化程度迅速提高，必须遵循“两个趋向”的规律，从重点支持工业向重点支持农业转变，从重点支持城市向重点支持农村转变，从重点让城镇居民受惠向重点让农民受惠转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地区、各部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解不断加深，认识趋于一致。一个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社会氛围正在全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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