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改革的紧迫性及其任务
当千禧年的钟声还萦绕在人们的脑际，法兰西却响起了经济学危机的警钟。2000年6月，法国发生了一起在经济学界颇有影响的事件，一群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希望脱离虚构的世界！”认为以新古典理论为主干的经济学教学，与现实太脱节，不能深刻阐释现代人所遇到的众多经济现象。“反对无节制地使用数学！”认为当数学本身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经济学自身的目的时，仅借助于数学形式化会导致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片面求解，因而“要求经济学方法的多元化！”认为新古典方法借助于纯粹的公理化程式，宣称能解释任何事物，似乎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真理，事实上，这是不能接受的教条主义。法国的经济学教授们及时跟进，支持学生们的举动，也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不乏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们的请愿书中有一段话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在真实的科学中，解释要针对实际现象。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和适宜性只能通过与‘事实’相对照进行评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许多学生一起哀叹经济学教学的发展状况，哀叹它给予新古典理论和构建、操纵缺少经验内容的模型以特别的优待。”（富布鲁克，2004）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法国的媒体和政府也被卷入这一事件。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法国政府针对这一事件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最后呈交的调查报告（即《菲图思报告》）对学生的请愿书作出了正面的回应。这一事件在世界其他经济学重镇也引起了反响，剑桥大学27名经济学博士生于2001年6月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主张开放经济学，实现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多元化；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来自22个国家的70多名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也在“给所有大学经济学系的国际公开信”中呼吁，“经济学需要根本性的改革，现在该是变革的时候了”。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但或许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普遍传播的历史并不长，或许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领域还沉醉在对新古典主义的迷信中，中国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反响。
经济学的新思维
导论
法国学生的意见可谓鞭辟入里，直捣新古典经济学的命门。理论与现实的脱离、数学在经济学中法乎其上的使用、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学中的霸主地位，的确是当时经济学现状的真实写照。自边际革命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着主流的位置，虽然凯恩斯革命是最成功的，曾一度与新古典并驾齐驱，然而在“滞胀”以后，凯恩斯主义被新古典讥讽为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的无根浮萍，新古典继续主导着经济学的方向。
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们并不惮于非难新古典经济学，但在他们的努力背后，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新古典忙着应付其他经济学的攻击，不时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补；另一方面，其他体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只能在对新古典的攻击中享受抨击的快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从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中淘来一些并不新奇的武器，但是却难以建立完备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被引进新古典千门万户的庞杂体系，如同置身于迷宫之中而犹豫彷徨。他们试图寻找更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最终，却因经济学的现实格局而难以学到真正的经邦济世的本领。
抨击归抨击，在现有的经济学体系中，新古典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也许是最完整最具有统一性的；数学在新古典中的广泛使用，给新古典带来了简洁、明快和形式逻辑上的一贯；新古典的最大化假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概括，具有科学抽象的内涵（尽管未臻完善）；新古典对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强调，在较大程度上吻合了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新古典中一般均衡的思想，显示出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气度……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最致命的缺陷是与现实的脱节，这一缺陷在数学形式化的演绎下愈演愈烈。新古典理论的统一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不仅意味着它相对于其他经济理论有较高的统一性，也意味着它相对于自己构建的理论基础有形式上的统一性，这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越完整，它与现实的背离就越突出。新古典的最大化假设，虽然有高度的概括力，但这一假设众多的虚幻前提，不仅有损于这一假设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而且有损于这一假设的科学性。
法国学生鸣响的警钟是有现时的紧迫性的，才过数载，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席卷了世界，引起的震荡堪比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经济学的现状当然不能被视为这次危机的原因，但是现代经济学既不能预警危机更不能防止危机，这样的经济学本身就意味着危机重重。尤其让新古典经济学难堪的是，它在此前的二三十年中，陶醉于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又一次在美国占了上风，甚至声言经济危机已成为历史，却让次贷危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没有任何警觉地发生。
由此可见，新古典经济学不是没有重大理论缺陷和局限性，也不是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既要使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又要保持理论的整体性、统一性；既要夯筑经济学坚实的基础，又要祛除宏观、微观经济学的人为分离；既要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又要能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既不能忽略经济学量的计算，又需要注重经济学质的规定；既要对现有理论兼收并蓄、去伪存真，又要使理论融会贯通、浑然天成；既要防止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侵蚀、维护经济学的本真和学术独立，又不能坐视经济学自尊自大、肆行无忌。
本书的方法论选择
经济学是实证的科学，这种认识已经深入人心，即使那些偏爱规范经济学的学者，也明白实证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的前提或条件。这种认识上的一致，可能要归功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中，采用老凯恩斯的标准，把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是探讨“经济学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规范经济学是探讨“经济学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随后，弗里德曼集中论证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有两点：一点是经济理论的预测性，“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它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不是不言而喻的）预测。” （弗里德曼，2001）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能够真正做到的是凤毛麟角。另一点是理论“假设”的非真实性，上述两点要配合起来使用，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假设”得出正确的预测。这一点被人们引证得最多的弗里德曼的另一句话：“一般说来，一种理论越有意义，它的假设就越不现实。”
弗里德曼的前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以理论预测的正误来验证理论的科学性或真理性。但其后一点则颇启人疑窦，布劳格质疑道：“如果很容易就能毫不含糊地评论经济理论的预测，那么，我们真的可以认为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但不幸的是，对于经济理论能够预测的东西很难达成一致，而毫不含糊地评论预测该理论是否可以被成功地驳斥，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的确为假设的现实性担忧。同样的，如果所有的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严密的推理结构，那么当一个理论预测正确时，它的假设必定也是正确的，否则就不可能推导出正确的预测。……”（斯诺登和文，2000）更让弗里德曼始料不及的是，“假设”的非真实性已经成为伪科学的庇护所。长期以来，人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假设”来为自己的理论立论，然后堂而皇之地宣称，这些“假设”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理论言之成理就行了；更有甚者，当理论与现实不合时，他们会说是因为“假设”的条件还不具备，理论并没有问题。以现实来俯就“假设”的条件，现有多少新古典的理论是借“假设”的非真实性而欺世盗名的。因此，弗里德曼的实证的方法论，前一点值得首肯，后一点则不敢恭维对弗里德曼理论的“假设”非真实性的批判，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论专家加入进来。
经济学是实证性的，就是说经济理论要用事实或经验证据来证实。但是，这些事实不论是过去经验的归纳还是预测的结果，都是有限的，相对于无限的事实和未来，这样的证实远不是充分的，或者更极端地说，还是未被证实的。波普尔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了他的证伪主义。波普尔指出，科学定律作为全称命题，是不可能通过经验事实来完全证实的，尽管这些经验事实足够多。相反，只要有一个否定性的证据，就可以对科学定律形成怀疑甚至证明其伪。因此，可证伪性比之可证实性，是一个更好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可证伪性并不是否认科学的实证性，而是用一种更简捷更实用的方法来验证科学理论，可证伪性同样是实证的方法。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招致了不少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批评是，证伪主义可以证明理论是错的，但不能证明理论是对的。在对证伪主义的反复辩难中，证伪主义脱略为“批判的理性主义”，意在对科学理论的证伪、反驳、批判的过程中，实现科学理论的进步。“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波普尔主义的本质所在。布劳格在谈到证伪主义的这种转换时说：“波普尔明确表示，他现在同意对他的观点的这种解释：‘我思想的真正关键，是可错论以及批判的方法。’”（布劳格，2000）
应该说，证伪主义和证实主义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两种方法都属于实证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不论是证伪的方法还是证实的方法，不论是演绎的方法还是归纳的方法，都没有跳出形式逻辑的框框。波普尔对证实的或归纳的方法有很有见地的批判，后来者又对波普尔的证伪的方法或演绎的方法颇多微词。而更重要的在于，这两种方法带有更多的主观性，至多是对现实世界的摹写，对于现实世界的内在运动和发展变化，这两种方法却不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
于是，我们转向辩证法。辩证法从事物自身的对立中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发展和运动，正是在事物自身的对立统一中，事物获得了存在的根据。因此，辩证法不是人类从外部强加给现实世界的，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内在运动的抽象。类似的抽象在形式逻辑中也有，但形式逻辑的抽象主要是对客观世界的现象作出概括，鲜能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来认识世界，更不会洞见事物内在的对立统一运动（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就是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格格不入的）。
当然，辩证法不是没有敌手，在普通的意义上它的敌手还很多，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人们就像对待“死狗”一样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则自豪地宣称他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学生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现代否定黑格尔的有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罗素，他认为“黑格尔的学说几乎全部都是错误的”；另一个是波普尔，他主要是从黑格尔的历史观来批判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他的体系中最差劲的部分），他甚至怀疑黑格尔的人品，认为他与普鲁士专制政府相勾结波普尔写到：“我断言，黑格尔的哲学受到了不可告人的动机的驱使，即受到了他复兴威廉三世的普鲁士政府之利益的驱使，因而不能过于认真看待它，这并不新鲜。”。
罗素对黑格尔的否定过于片面且有庸俗化的倾向；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批判也许太血气方刚了，他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才43岁，可以说是睥睨一切，到了他的从心所欲之年，开始为自己的学术生涯作总结时，显露出对辩证法的明显好感：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如果说波普尔都自认他的证伪主义是批判的理性主义，恐怕他已经开始了向辩证法的复归。
黑格尔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但他不是辩证法的唯一宗师，古今中外的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推崇辩证法，举其大者而言，在中国，老子、孔子说孔子是辩证法的大师，人们或有疑问，其实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有高度的辩证法智慧的，孔子作的《易传》，更是把《易经》的原始神秘性化作充满辩证法的理性思维。、毛泽东，其辩证法思想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他们的辩证法思想都足以使他们的思想名垂千古。更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这些伟人，在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几乎都是无人能够超越的。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辩证法的真理性，可能过于肤浅，但我们不可能为辩证法作哲学上的辩护，只能留待方法论专家和哲学家们再作更深入的探讨。
或许还有一个折中，我在这本书中所运用的辩证法，只能算牛刀小试，但感觉则是得心应手、势如破竹，似乎许多经济学中的重大问题和疑难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本书或许自我感觉太好，但总的来看，这本书采用的方法是实证的（既是证实的，也是证伪的，不过是改良后的或拉卡托斯所说的先进的可证伪主义拉卡托斯认为可证伪性不能被看做驳斥一个理论时仅用一个反驳的根据。依据拉卡托斯的理论，在驳斥一个理论时，你必须考虑一系列完整的反驳依据，甚至在那时，你也仅仅是根据其他竞争性理论驳斥了该理论。）、辩证的（这里的辩证的也是实证的，但更注重于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对立统一中来把握）、历史的历史的方法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中已经不用了，他们以轻蔑的态度看待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马克思等大家的作品，甚至说凯恩斯的《通论》也无须读了，据说一些著名的美国大学已经取消了经济思想史这门课。一个没有历史的经济学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怎能说明这门学科的起源、变迁和进步呢。（辩证的也就是历史的，它表现为一个过程，是运动的、发展的），如果要计量，最适用的数学方法是博弈论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他们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引言中强调，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数学方法不适用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建立博弈论，主要适用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
本书的总架构
这本书分析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目前适用于全世界的最为普遍的经济运行方式，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为活跃、最有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最有破坏力的经济运行方式。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经济学的基础；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不同的价格形式（类似于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第三部分关注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类似于宏观部分）。
在凯恩斯主义被新古典经济学指斥为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之后，经济学的基础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重视。经济学要有基础理论，经济学的宏伟结构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人们不会不赞同。其实，不同的经济学说都有自己的基础理论，而且不同的基础理论之间可能会有交集，但是，不同的经济学说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固的理论基础，以致各种经济学说纷然杂陈、莫衷一是。于是，我们要为经济学寻找一个统一的坚实的基础。在第一部分（即本书第一编），我们以四种基本的经济关系——社会分工、私有产权、个人利得最大化、人与人的对立——来作为整个经济学的基础。第一章是社会分工，这一章我们并没有增添多少新内容，也没有拘泥于过去的经济学家主要以生产力的进步来看待社会分工的观点，而更加注重社会分工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前提和网络系统的社会功效。第二章论证私有产权，私有产权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阐述；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私有产权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两者之间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都被忽略了。因此，我们既要理解私有产权产生的必然性，更要理解私有产权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物质保障。第三章论述个人利得最大化，在经济学理论中享有最高的知名度，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信奉声名，人们不仅因它自身的混乱而无所适从，更因为这个经济学的第一公理（西尼尔语）从来没有得到证明，无疑导致人们对个人利得最大化的歧义并增加人们接受它的难度。个人利得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它是市场经济的驱动力。在这一章中，我们要证明个人利得最大化，并在这个证明的基础上统一人们对它的认识。第四章以人与人的对立为内容，这在传统经济学几乎是不曾论及的，它对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的冲突、矛盾、变化、发展大有助益，也是辩证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集中表现。它是活生生的经济现实，它起源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又在私有产权和个人利得最大化的作用下得以强化，成为市场经济中一种最普遍的现象。
第二部分（即本书第二编）讨论各种价格的决定，这里的价格决定不只是一般商品的价格决定，也包含其他资产的价格决定，如工资、地租、利息、利润等。这些不同的价格形式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多有论述，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我们这里之所以重提这个陈旧的话题，一则因为价格理论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但并不是众望所归的，而且新古典的价格理论颇多纰漏；一则因为传统的价格理论（不论是新古典的还是其他流派的）对不同的价格形式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说明。我们要在新的基础理论之上，建立一个新的价格理论，使之有更坚实的基础、更大的包容度、更好的解释力、更统一的体系。这一编共有四章，即第五章至第八章。第五章是一般的商品价格，该章先对传统的价格理论作了一个简略的评判；然后论证了价格的质的规定性，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与统一是价格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对立统一将表现在人与人的对立上，同时对价格作出新的定义：价格是私有产权的货币化；接着分析价格量的确定，主要以个人利得最大化和人与人的对立作为其定价基础。第六章转入劳动力价格，关于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的理论很有一些，我们首先作了回顾。这些工资理论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其合理性，问题是能否把它们接纳进一个统一的工资理论中，我们主要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中来吸取不同工资理论的合理成分，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捕捉决定劳动力供给或需求的要素，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对立统一中确定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第七章论证利息，传统的利息理论在所有的价格理论中是最混乱的，这不仅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困扰有关，也与传统的价格理论的局限有关。当我们用新的价格理论来说明利息，以私有产权的货币化来规范利息理论时，我们就得到一个更有归属性也更有统一性的利息理论，并顺带看清了诸多令人迷惑的价格现象。利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之旋转的核心，这构成第八章的内容，但在新古典的理论迷宫中，利润最大化一会儿为零，一会儿止于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不仅造成理论上的错乱，如果用之实践，还会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毁灭。我们从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从私有产权的非一致性，从个人利得最大化尤其是企业利润最大化，从市场经济供求的非均衡和生产力进步的非均衡来论证利润，或许更有说服力、更有包容性。
第三部分（即本书第三编）我们考察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但我们只能就经济学中最重要且人们最关注的几个问题提出意见。在第九章整体经济运行的格局中，我们有对看不见的手的颂扬，有对一般均衡的赞许，但也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尤其对于一般均衡这一新古典的美丽神话，我们将它从虚无缥缈状态放置到现实生活中，而现实的市场经济的总体格局，我们必须在均衡与非均衡的对立统一中来认识。第十章讨论经济增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关注重视这个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滞缓已经成为各国政要们头痛的问题，而现有的众多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又拿不出有效的处方。我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重新阐释，如果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或许能为解决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一些帮助。第十一章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失业与就业，虽然经济学家的智慧在这里倾注了太多的精力，但失业问题好像还是一筹莫展，且有日渐加重的趋势。人们对失业问题的认识看来存在误区，陷在新古典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在这一章中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失业词汇——功能性失业，并对此作了分析，过程不失精彩，结论却不容乐观。第十二章解释经济周期，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是被新古典污染最轻的一个领域，与经济现实结合得最为密切，但纷然杂陈的周期理论，并没有使人们对经济周期的理解前进多少。我们的周期理论，植根在新的基础理论之上，顿显豁然贯通之势，有令人难于置信的简洁明了，在简洁明了之中，人们应该会有意外的收获。在本书的第十三章，我们谈论货币的作用，货币在现有的经济学著作中已经讲得太多了，重复的话味同嚼蜡，我们撷取一些现存货币理论中未被重视的内容，但在我们的理解中却又有重要的作用，算做拾遗补缺，看能不能给人们一些新的启迪。第十四章结论，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本书所有内容的回顾。它不仅是对市场经济现实的展望，而且提出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并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虽然力不从心，但可能最能引起人们深入思考。倘若真是如此，这一章的意义也就有了。
本书稿自动笔以来，已近十载，某些难题往往要一年半载方能攻克这种研究进展的低效率，被斯蒂格勒的一段话所安慰：“探索一个新思想，直到发现它是有前途的或无前途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斯蒂格勒指出，新理论的产生，“成本非常高”。总想让书中的主要论点言之有理，简单易懂。本书的部分章节，一些亲友看过，感觉论述浅显，道理简明，设若此言不谬，这满足了我的夙愿：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揭示经济学的真谛。
看完这本书，人们或许会有些诧异，怎么只有这么简单的几笔，怎么经济学的很多内容都没有，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我采用素描的手法，对经济学只作总体的勾勒，不进入细部，更不作装饰，目的是要人们清晰地检验它的整体框架，看它的基础是否坚实，看它的上下整个结构是否统一、牢固。如果检验过关，细部的填充、后期的装饰，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也无伤根本。假如根本都不坚固，再完善的细部、再堂皇的装饰，都处于危殆之中。
我希望能为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框架，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经济学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框架来适应及解释不断变化的世界。如果这本书欣逢际会，能对经济学的发展进程有所助益，当要以手加额、感谢上苍；如果这本书只是为喜爱经济学的读者提供一些借鉴与思考，我也仍感欣慰与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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