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微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应用、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2005年获孙治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主要著作有《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产权和市场》等。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最值得记录的一页就是企业革命。本书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四种类型的企业（国有、民营、股份和外资）为主体，按照它们的发展时间的顺序，以它们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主线，追溯企业在制度或市场环境下的互动行为及其演化过程，发现其中推动制度变迁的原因，发现这种变迁的主要推动者。 　　全书基本上是围绕着30年的大历史发展线索来展开的，因此主要着眼于大的框架布局和重大事件，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实证描述和理论解释。 　　这本书的框架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四种类型的企业为主体，按照它们的发展时间的顺序，以它们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主线，追溯企业在制度或市场环境下的互动行为及其演化过程，发现其中推动制度变迁的原因，发现这种变迁的主要推动者。全书基本上是围绕着30年的大历史发展线索来展开的，因此主要着眼于大的框架布局和重大事件，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实证描述和理论解释。

　　1　企业总体发展：市场化进程和所有制变化特征 　　1976年“四人帮”的下台，标志着“文革”的结束。“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到了“左”的极端，全国上上下下不满，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加上国门的打开，大家普遍感受到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对计划体制和国有制经济开始反思。上层领导及学者对过去的以意识形态来指导经济发展路径开始反思，民众迫切要求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的各阶层普遍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了当时诉诸改革开放的根本动机。 　　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当年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同年恢复了全国统一的高考招生，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最高决策者的思想解放，到最基层的农民要求获得自身权益的觉醒意识，从那个时代开始进行培养人才的准备，到打开通向发达市场经济世界的国门，这一切都预示着，从此中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政府有关领导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包括120个大型项目等，如矿山、钢铁和石油化工设备等等。其中，钢铁产量需要翻一番多，计划在1985年达到6000万吨。据估计，这些钢铁的计划指标必须花费400亿美元的外汇才能实现，而1978年中国的全部出口所得只有97.5亿美元。由于这些目标大大超过了中国的实际支付能力，决策层不得不大幅度降低目标，取消或推迟了许多已经与外国签订的合同。不过，尽管如此，在1978年底，中国仍旧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从1978年最早引进宝钢的生产线，到80年代各地区都大量引进各种国外设备和技术，“引进”成为这个阶段工业企业发展的主旋律之一。 　　不过，单纯靠引进来使中国富强是不可能的，无论从硬件来看，还是从软件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要想富强还是要靠自己的内在力量。中国的企业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低效率、官僚化、不求进取、吃大锅饭，那就根本无法承担这个重任。因此，通过企业制度的改革，激发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造出新的财富和价值源泉，则成为当时最为必要和迫切的任务之一。 　　1.1　市场化：自由进入和企业数目迅速增长 　　市场化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在于，个人具有进入市场的自由。过去看来是不可思议甚至天方夜谭的个人办企业行为，在市场化政策下，都成为了可能。过去有谁想到过自己去办企业?那是政府的事情，个人绝无这种自由，既不会得到批准，也没有相应的资源，即使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搞起来，也更是会受到种种歧视和封杀，动辄受到批判，甚至坐牢。然而，在市场化的导向下，创业是光荣的，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是无数人愿意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成功的方向。因此，我们衡量进入市场自由度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看企业数目的增加。企业数目的大量增长，往往标志市场自由放开程度的增长。 　　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伴随着市场的放开，大量的个人创业者涌现出来，他们纷纷创办个体企业，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一大批私营企业。在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无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都成了创业者，他们白手起家，依靠对市场需求机会的把握，凭借摆脱贫困的渴望和希望，办起了自己的简陋企业、窝棚作坊，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 　　根据全国工商总局对个体工商户的统计，1981年的全国所有个体企业的初始数目是182万多家，此后每年都有上百万家企业的增长。尤其在1983-1985年期间，出现了一个小高峰，每年增长200多万家个体企业。1989年出现了一个低谷，企业数量一下子锐减200多万家。此后，又开始逐渐上升，至1992年又开始出现了另一个高峰增长期。1992年当年个体企业数增长100多万，1993年增长200多万，1994年增长400多万，1995年增长300多万，此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仍然以每年100-200多万左右的数量增长，直至1999年。从2000年开始，个体企业数出现了负增长，2000年比上年锐减588万家，2001年又减少100多万家，2002年减少50多万家，直至2005年才止跌回升，至2006年个体企业数为2595多万家，仍低于1999年3160多万家的水平。图1.1提供了30年来个体企业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始料未及的，这是市场化闸门打开的结果，是千千万万农民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所寻求的一种能被社会主流所认同或接受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乡镇企业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从初始的1978年的152万户，猛增至1988年的1888万多户。1989年的经济低谷对乡镇企业的影响似乎并不太大，紧接着在1992年乡镇企业又开始了新的增长，直至1993年达到顶峰，达到2453万户。此后，乡镇企业就再也没有超过这个峰值，仅保持着某种低速的缓慢增长态势。 　　虽然个体企业的数据早就有所统计，但私营企业的统计数字直至1989年才开始在国家工商局提供的年鉴中出现，此前根本就没有这个统计栏目。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最早是在199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中，才出现了私营企业的统计范畴。在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年鉴中，最早的关于私营企业的统计数字也只能追溯到1999年。这表明，私营企业获得政府的某种正式认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阶段。 　　私营企业实际上是在个体企业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而形成的。私营企业能够得到比较正式的承认大约是在1992年之后，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都不得不戴着乡镇企业或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只是在外部大环境放宽之后的1992年，私营企业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1989年的9万余户，到1992年的13.9万多户，此后的几年，私营企业每年以10-30万户的数量增长，至2002年之后，每年的企业增长数竟然达到40-60多万户。至2006年，私营企业的总数已经接近500万家，如果不考虑200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的话，私营企业则可以成为中国经济中数量最大的企业群体。 　　股份公司是改革后半期至今最活跃的企业组织，从有股份企业的统计数据的1995年以来，这类公司迅速增长，并成为中国企业的中坚力量。其中，股份合作企业是许多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改制的首选，自1995年以来获得迅速发展，达到将近14万户，至2004年已达24.79万户，不过，此后就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直至2006年下降到18万多户。 　　然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则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形式的股份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各种改制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及新创立的公司，都乐意选择这种有限责任公司。因此，有限责任公司在短短的12年内，很快就从初始时期的17多万户，增长至80多万户。 　　改革开放初始的1980年，外资企业在中国仅有7家，第二年即达到82家，此后每年都成倍增长，10年期间，从几家发展到几万家。然而真正的高速发展是在1991年之后，1992年的外资企业数目猛增至8万多家，比上年净增近5万家，1993年则在1992年的基础上翻了一倍，达到16万多家。至1996年，外企数量达到24万多家。此后，略有下降，并大致保持在20万家的水平上。不过从2003年开始，外资企业又开始了新一轮增长，每年递增1-2万家，至2006年，总计达到27万多家。 　　然而，与上述企业都在迅速增长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是，国有与集体企业则表现为下降的发展趋势。国有企业在1988年有一个小的增长高峰，至1990年跌落谷底，1992年后又取得迅速增长，至1995年达到顶峰，为221万多户。此后，国有企业就开始一直不断缩减其数量，至2006年，全国国企数目约为71万多户。虽然从数量上，国企减少了，但从总体上看，它们仍然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以上几种类型的企业发展趋势可以看到，在1994-1995年前，所有的企业都大致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不论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或者外资企业。由于计划经济带来的市场需求的饥渴和供应的不足，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在这段改革初始时期分享到市场改革带来的蛋糕增大的好处。 　　然而，从1994-1995年之后，国企和集体企业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个体企业、私企、乡企等企业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势头，同时，从1994-1995年之后股份企业开始大量出现，其增长速度也令人瞩目。这些都表明，在1994-1995年之后的发展阶段中，市场不再是大量的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市场竞争真正开始出现了，这时就不再会有各类企业的共同增长，而是有进有退、优胜劣汰了，这也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竞争让企业不得不进行重新选择，那些最能够给企业带来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组织，便成为多数企业的最优选择。 　　通过这个较长时期的企业数量变化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企业是如何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进行选择的。这个选择过程伴随着那些不适应于市场竞争的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大量退出，或者关闭破产，或者重组转变为股份企业，或者实行民营改制的结果。总之，市场化打破了单一类型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企业的自由进出，不同所有制的多元化，这些都导致市场竞争愈益激烈，导致国企与集体企业进行重组改制，以便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这是在这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革，这也是中国经济走向开放自由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1.2　市场化导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市场放开一方面导致大量的自发创业的企业涌现，另一方面也导致原有计划体制下的国有制企业单一化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企业所有制出现，从最基层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到基层农村的乡镇企业，从小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到大规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从街道居委会层次上的新办企业，到中央一级的大型企业，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企业进行登记注册时，我们可以见到共有23种形式的企业所有制类型，即国有、集体、股份合作、各类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独资与合伙、私营股份、港澳台合作合资或独资、外商合作合资或独资等，这些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类型便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单位的多元化基础，也是市场放开政策下经济主体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 　　尽管存在多种形式或类型，但是总的概括起来，这些不同的组织形式可以归结为三大所有制特征的企业分类，即国有、民营和外资。具体来说，国有范畴包括传统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包括外商或港澳台投资占25％以上的企业，除了国有范畴和外商范畴之外的就是内资民营企业的范畴。根据这样的分类范畴，我们可以得到图1.7，其表明30年来，在工业领域中这三大类企业的发展轨迹。

1 企业总体发展：市场化进程和所有制变化特征／1 1.1 市场化：自由进入和企业数目迅速增长／2 1.2 市场化导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7 1.3 企业改革30年来产值、效益和效率的变化及原因／10 1.4 30年来分行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特征／18 1.5 30年发展过程中企业隶属等级的变化／24 2 国有企业／28 2.1 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变化／29 2.2 改革的初始发展阶段（1978—1993年）：市场化和企业合同的激励／34 2.3 “双轨制”的出现，市场对计划的挤出效应和实现并轨（1985—1994年）／59 2.4 改革的第二阶段（1994—1998年）：市场化走向统一的公平竞争／74 2.5 改革的第三阶段（1998—2008年）：国企效益的迅速增长和国企改制／105 3 民营企业／138 3.1 关于民营企业的政策和制度变迁／139 3.2 民企30年的基本概况：个体、私营、集体和乡镇企业的发展／144 3.3 20世纪80年代：民企初期发展的过程和特征／155 3.4 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导致的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169 3.5 1999—2008年：民企扩张和并购／186 3.6 从浙商看民企的来源及构成／192 3.7 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效益比较／196 3.8 民营企业与融资：来源、方式与民间融资市场的形成／198 3.9 民营企业与垄断：遭遇“玻璃门”／209 3.1 0民营企业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213 4 股份公司／226 4.1 股份公司的总体地位、发展趋势和股权结构演变／226 4.2 1994年以前：以集体所有制或债券性质存在的股份制试点／234 4.3 1994一1999年：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大量涌现／241 4.4 1999—2008年：股份化改制、上市公司改革和民营股份公司的困境／256 4.5 市场不完全下混合股权公司的优势和外部市场对公司治理的决定作用／279 4.6 关于股份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287 4.7 国有垄断股份公司的定位问题／295 4.8 如何走向现代股份公司制度／298 5 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303 5.1 外资在中国经历的发展阶段／304 5.2 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阶段和发展特征：广东经济起飞的源泉／306 5.3 20世纪90年代外资企业的发展：从广东向全国扩散／309 5.4 21世纪以来外资发展特点和产业结构的演变／313 5.5 外资企业的不同来源地的结构／318 5.6 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特征及其原因／322 5.7 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合资：案例分析／328 5.8 外资与民营企业：案例分析／344 5.9 外资问题经验研究综述／353 5.1 0总结／360 6 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362 6.1 国有企业的30年：市场洗礼下产生的企业革命／362 6.2 民营企业的30年：市场化造就的富裕阶层和艰难的维权之路／368 6.3 股份公司的30年：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趋同化选择／371 6.4 外资企业的30年：溢出效应是正还是负／376 6.5 从30年的历史经验看实现成功转轨的关键／380 参考文献／388 后记／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