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益多元、社会矛盾和危机多发的当下，以社会政策为引导的社会建设，将体现以底层群众利益为依归的政治价值基础，让民众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以社会政策为引领，推进社会建设，就是要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切实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激发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精神，满足公民基本需要，减少社会不公，促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团结，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具体来说，在社会政策引领下的社会建设，应该包含以下主要内容：（一）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宗旨，树立社会建设新理念；（二）以公民参与为基石，不断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三）以社会保护体系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四）以社会组织为依托，形成多元善治格局；（五）以社会和谐为目标，通过满足公民基本需求，实现长治久安。

    在管理主义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之间，关于这种思想在社会服务领域的适用性已经成为一场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争论。对于管理式社会服务的种种负面情况，可以归纳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视角”（domination strand），即把管理和服务，以及机构管理者和前线社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项活动和两个职业类别（Evans，2010）。管理主义的兴起令行政管理凌驾于直接服务。
    然而，这两种南辕北辙的观点却共享着一种假设，即管理主义的理论乃至制度设计可以完全体现在服务实践中。不过，虽然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令非政府组织和社工无法抗拒基于管理主义以物有所值、问责和以顾客为本等一般性目标的社会福利改革，但是社会工作专业所具备的独特知识和工作逻辑，也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抵抗、妥协、适应和共谋的空间。这种从“推论”的角度（discursive strand）看待管理主义对社会服务影响的视角，并不把管理主义和旧有的官僚一专业主义严格对立起来，而是把日渐强势的管理主义话语作为专业关怀和实践的延续，以良好管理的元素推进专业关怀。因为权力在社会服务中的分布呈碎片化和分散化状态，所以，控制技术是开放地由各利益相关者共同设计，不能实现完全的支配。管理者和实务工作者是互动的，也不存在清晰的划分。管理主义并没有取代官僚—专业主义，而是在其之上增添一层（Evans，2010）。
    澳大利亚学者的问卷调查也证实，管理主义实践既有增大社工工作压力的方面，同时也有降低工作压力的作用。在管理控制和取向方面，受访者认为压力源依次为：资源紧张（72.7%）、角色增加（66.7%）、问责要求增多（60.9%）、控制过程和程序（60.9%），而关键绩效指标和质量保证机制（13.6%）及更注重监察和电子数据分析（11.4%）则被认为能够减少工作压力。
    在工作性质转变方面，受访者感到最令人紧张的是个案管理和社会控制功能的增加（65.2%）。而最少的受访者认为会成为压力源的因素则分别包括参与战略规划（34.1%）、直接照顾角色的去专业化（33.4%）、制定机构使命（22.73%）、服务使用者购买力增加（20.O%）和服务使用者投诉（23.9%）。而且，参与战略规划（18.2%）、记录电脑化（15.2%）和服务使用者投诉（8.7%）被认为能够减少工作压力。当然，对不同项目的评价，会因为资历、工作职位和服务类型而有所差异（Lonne，Burton＆Gillespie，2009）。总体而言，管理主义核心内容的确令压力上升的因素多于令压力下降的因素。但是，不同方面实践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如何制定和执行改革，以扬长避短，比讨论改革本身可能更加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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