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着重强调以中国的文化价值、历史传统来理解社会主义。到了80年代，逐步发展成以中国民族和国家利益为基础来理解的社会主义。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以邓小平对国家利益的重视为视角，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纲领意味着，它是过去被称作‘民族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正如邓小平所阐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自己完全可以独立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解释和创造，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来采取特定的形式。在阐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时，邓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接下去的观点则顺理成章：中国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也不能俯仰别人的鼻息。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别人无权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论体系指手画脚。”①
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从另一个框架分析了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三者本身各有一套价值观念，这三套价值观念维持着一种对立平衡关系，正是这种对立平衡关系决定了中国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常常具有动荡不定的性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习俗，又使许多社会主义的政策注定要失败。……在制定政策时，中国领导人试图协调三套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正因为他们需要同时满足这三种价值观念的要求，他们作政策抉择的余地就很小。在80年代，中国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社会主义为代价，解决了上述三个系列的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过去，中国领导人认为必须同时满足这三套价值观念的要求，结果屡次导致无法制定出能够取得成功的政策。因为这些价值观念之间通常互相冲突，很少有哪一项政策能够同时加以体现的。中国之所以未能解决1949年以后所面临的某些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此。今天，中国领导人在重新界定社会主义，以便以最有效的办法求得中国的发展。”②
西方一些把邓小平理论看作是“民族共产主义”的学者，多数秉承西方自由主义学术传统。这部分人不像有些西方学者那样对中国充满敌意和偏见或一开始就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他们的基本思路更客观一些。这些学者看到了邓小平理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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