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所知道的看来，这确实是一个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理由不能够被超越。毕竟，大多数目的论者认为，如果行为所导致的利益足够大，那么伤害甚或杀死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可允许的，而实施累进税所带来的利益很显然是非常可观的。由于边际效用的递减，实行再分配的累进税对富人所带来的伤害要远远比不上穷人（或处境较差者）所得到的好处，所以我认为对同胞的移情性关心不会令立法者对实施各种形式的累进税感到“畏惧”。恰恰相反，我们的理论认为这样的税收是正义的，甚至可说是被正义所要求的。①
当然，我们所说的并不意味着，正义要求甚或允许累进税的实施要尽可能的高，以使社会逐渐接近（原谅这一双关语）完全性的社会与经济平等。极端性的累进税率与追求在财富或收入方面上的普遍性平等（或近似平等），极可能挫伤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也很可能令社会整体在经济方面遭受极大的损失。后面这样的事实也是移情的关怀需要或将需要感受到的。所以，我们的正义没必要坚持一种最高额累进税的看法，相反认为采取何种程度的累进税率应基于对经验的考量。②但这里有一个进一步的、非常有趣的复杂情况需要提及。
功利主义者经常利用边际效用来论证累进税制，且他们也认为累进税率不应高至导致经济总产量（或社会总功利量）的减少。然而，功利主义同时也主张，当我们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给那些穷人或处境较差者带来更少的利益时，正义要求我们通过仅仅能为那些已经是相当富裕的人带来极大好处的法案，而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道德上是很难接受的。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想要避免功利主义这一反直觉性，（但我想说，关怀伦理对这样的问题的处理也比功利主义更具有直觉性。这需要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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