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联史学的长期影响，我们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的时候往往以列宁或俄共一联共（布）的观点为转移，把伯恩斯坦、考茨基称作修正主义，并照搬这种观点到中国，通过简单的类比，把梁启超等各种人物分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保皇派、不彻底的革命者，由此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何以提出自己的主张，何以坚持自己道路等重大问题的分析，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因此，看一看这个时期的出版物，哪怕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也能粗浅地体会到他们的价值。 这些刊物的内容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反映出他们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和强烈的使命感。正是这一切驱使他们克服各种困难，甚至目着风险去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吴稚、李石曾、叶夏声、蔡元培、汪精卫、胡汉民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多半身居国外，特别是欧、美、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共同点是既目睹中国国力贫弱和民不聊生的情况，又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带给人民的福祉及相伴而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他们了解这些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动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思想流派或因政见相同而纷纷组党，或因政见分歧而组织分裂。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中国这一批精英努力探索和追求，他们首先力图理解和介绍外国情况，以唤醒国人。而每人的国内外处境和地位上的差异，决疋了他们在吸收和介绍国外情况时的不同观点和政治主张。同盟会的成员特别是孙中等在日本接触过俄国民粹主义人士该鲁学尼、鲁塞尔等，民粹主义的观点和有组织的暗杀等行动对同盟会的成员产生了影响，民粹派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主张，他们避免资本主义弊病的思想，引起同盟会成员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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