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从经济增长走向发展平稳，这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市场化道路，一条不断调整其适宜制度的改革开放之路。
1978年，刚刚结束“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灰色仍旧是人们衣着的基调，春天的新绿已经悄然绽放。这一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92年，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华夏大地笼罩着对于市场化改革的疑虑。这一年，邓小平在南方中国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发展才是硬道理。”
2008年夏天，第29届奥运会将在中国举行，这是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走向一个经济大国的标志性事件。此时，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之后的一年，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大约正好30年。30年前，奥运会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的经济地图已经为之改变。
然而，改变的还不只是经济地图。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汤森和沃马克早在20年前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所评论的那样，“这表明了一种日益增强的信念，即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它应当有一个不同的标签。”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之后，她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给世界留下的不只是惊叹，还有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究竟与人类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有什么不同？中国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道路对其他同样处在发展进程中的国家有什么启示？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前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以激进的方式实施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中国则在30年的时间里一直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战略。经济学家们一度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用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避免了激进的改革方式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现在，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待中国的转型，她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以价格自由决定和要素自由流动为标志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民营经济也在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占有了绝对多数的比重。此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道路所具有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从计划到市场”这样一个“转型”的叙事，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发展”二字，重新将30年改革开放放在一个更大尺度的发展中大国的背景下去审视。
在这本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道路的书里，我们将尝试超越通常的数字罗列和历史描述，把经济发展的历程放在一个大国治理结构中去理解，把“发展”理解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互动过程。我们的理解是，“发展中大国”的特征是影响中国30年的发展道路的最根本的特征。作为一个在人口、面积和经济规模等方面的“大国”，中国拥有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同时，在国家层面的公共品提供方面也可以获得规模效应（包括国防、尖端科技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为了获得大国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保证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同时，为了克服高度集中的弊端，中国对地方政府采取了经济分权的经济治理方式，地方政府在制定有关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且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分享当地经济发展的收益。因此，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治理结构适应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大国治理结构之下，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大国发展的奇迹。与此同时，在经济分权体制的大背景之下，市场化改革也导致中国出现了发展的“双重失衡”：对内出现了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发展失衡，以及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不均等；对外，近年来出现了贸易和国际收支失衡。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另一个结构性特征是社会关系广泛地存在于交易过程之中，形成了所谓的“关系型社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关系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一旦社会关系网络嵌人到新生的市场体制中去，就可能加剧人际间的不平等，成为高速增长下的“双重失衡”的又一重要的结构性背景。当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治理结构下的公共权力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时候，就可能加剧不均等。同时，社会关系的“本地化”又会加强分权体制下经济的“本地化”，不利于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实现。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双重失衡”的挑战成为推动中国进一步调整大国治理结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时刻，中国站在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经济、政治和社会互动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她还必须面对自己深厚的历史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殊性。在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而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由于有了“发展的共识”，中国政府通过构建价格体系、实施有效激励和催生民营部门做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无论这条发展道路在今天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中国在过去30年里已经创造了大国发展的奇迹，不仅因为她所获得的高速增长的成就，更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发展道路。
今天，中国的目标是“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为了这些目标，中国如何迎接发展失衡的挑战？
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根据过去、为了未来，研究现在”。对于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而言，理解改革开放的起点同样是必须的。
第一节 改革开放的历史从何开始？
一、“从计划到市场”的传统叙事
人们习惯于将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理解为“计划经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试图迅速地建立起一个独立、富强和平等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实现领导人的理想，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基本上确立了“计划加国有”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特征：
第一，管制经济全面取代了市场经济。为了迅速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贫穷落后的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而为了这个目标，则需要工业部门有大量的资本积累。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贫穷国家，资本和劳动相比仍然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如何获得足够的资本呢？为了解决资本积累的问题，中国模仿前苏联和东欧建立起了计划价格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工业部门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被压低，其中包括劳动力价格（工资）、以农产品为主的原料价格、用于购买国外设备的外汇等。通过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和相对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国有企业实现了大量的工业利润，然后再通过国家计划将国有企业的利润转化为工业部门的投资。在计划体制下，城市职工的工资被压低，但国家却为他们提供了养老、医疗、住房等福利，而农村居民却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之下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同时，由于城市部门偏重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非常有限，因此，国家只能通过户籍管理严格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
第二，封闭经济全面取代了开放经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这其中固然有政治的原因，中国有着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又想成为前苏联的独立而强大的邻居，这当然使得新中国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都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使得中国成为封闭经济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因是比较优势，以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便宜。但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却偏向了重化工业的发展，同时，为了压低进口的设备价格，中国还大大地高估了人民币的汇率，这更加使得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价格优势。在这样一个扭曲的生产体系里，就算没有意识形态的阻碍，中国也难以成为有吸引力的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于是，中国几乎完全从国际分工体系中脱离了出来，用当时时髦的话来说，中国几乎被开除了“球籍”。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有宏伟的发展目标，也有超强的政府执行力，但是，在取消了价格机制，取消了民营部门的经济里，强政府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可能完成那个宏伟的发展目标。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看作是封闭半封闭的“计划经济”，那么，毫无疑问，对内改革恰恰是为了建立起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对外开放则恰恰是为了重新融人全球分工体系，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是，如果仔细思考的话，“从计划到市场”的视角对于理解经济转型仍然有其明显的不足。
首先，“从计划到市场”的视角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与其他转型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等东欧国家）之间在经济转型绩效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中国与其他转型国家同样采取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路径，只不过相对而言，中国的转型是渐进式的，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转型更加带有激进式的特点。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推行所谓“激进式”转型的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曾经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支持迅速而彻底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也都支持这种激进式的改革方案。然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迅速而彻底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并没有在俄罗斯、东欧各国的转型实践中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在推行激进式改革方案的前几年，上述国家的总产出水平严重下滑。相比之下，推行了“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至少，从1980年代至今中国基本保持着平稳而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两种改革方式在实践上的强烈反差引发了人们对于“华盛顿共识”及其理论基础的反思。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Stig1itz）提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从完全信息假定出发对计划经济的责难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信息是充分的，那么市场可以做到的事，计划也同样可以做到。很多学者，甚至曾经是激进式改革的推崇者，都认识到了过快改革的潜在风险。由斯蒂格里茨较早提出的，一种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开始形成，即主张不同的经济可能需要不同的制度，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的必要性，如肯定政府在削减贫困、普及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作用。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体现了对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的重新认识，然而，“后华盛顿共识”还不足以凸显中国成功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如果考虑到转型中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我至少有三个特征：第一，价格的决定是市场主导的，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仅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存在；第二，商品和生产要素应该是可以自由流动的；第三，民营经济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足够高的比重。如果用上述三条标准来看当代中国，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这里，除了利率和汇率等少数领域外，价格是由市场力量自由决定的；除了劳动力以外，商品和生产要素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民营经济已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了绝大多数。换句话说，“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当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隐藏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但正如我们即将指出的那样，这些矛盾中的绝大多数与中国曾经是个计划经济国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主要与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的结构性的特征有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恰恰在于，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还没有足够充分地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调整其政治和社会结构。所以，必须超越简单的“从计划到市场”的思维定式，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把改革开放的30年放在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长期历史中去看待。
“从计划到市场”的视角在中国历史里等同于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进行调整的视角。按照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落后的穷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相对昂贵。一个这样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应该发挥其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进步和资本积累的水平不断被提高，资本将相对变得越来越便宜，而劳动力则相对越来越贵，于是这个经济的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将逐渐地丧失，经济结构将随之升级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但是，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逐渐展现的那样，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却依然没有得以显著改变。中国依赖出口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充分同步地转化为普通老百姓的福利增进，而这背后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国内财政分权的体制，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也就是说，如果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的结构总是更为有利于保持劳动力的低价，如们对于激进、渐进两种改革方式的比较也会有新的认识。我们的理解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转型初期是有利于增长的，而俄罗斯在转型之初则并不具有类似的结构，这可能就决定了俄罗斯的改革必须采取激进的改革方式，而中国的改革则通过渐进方式保留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两种改革方式是在各自的不同条件下进行的选择，可能都是最优的。
其次，“从计划到市场”是一个短期的视角，而长期的历史是个更为宏大的“发展”过程，不只是“转型”过程。
展开
30年前，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带领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斗转星移，春来秋去，30年时光转瞬即逝。这30年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大台阶，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变化。
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很较强的收藏价值和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