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处置手段薄弱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缺乏清醒认识。过去许多基层领导干部对媒体存在“不敢说，不会说，不能说”的问题，现在互联网传播时代，除了这三大问题，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当前网络传播的规律理解程度不深，还习惯于“宣传部把关”，结果导致“小问题引发大热点”，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部分基层党委政府目前依然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仅是百姓闲暇之余的聊天，而对其造成的心理情绪影响进而导致人心向背的政治影响缺乏正确认识。这就导致一些负面消息甚至不实消息扩散，引发网络民意沸腾时，地方党委、政府仅仅依靠公安网络警察、地方宣传部门去应对处理，孤军奋战。但上述两个部门在处置网上群体性事件时都有很大的局限。从公安网络警察看，其力量受到现行体制、技术的限制。因为网络没有属地划分，而在现实中，各地公安遵循属地管理原则，网上出现群体性事件时，往往是天南海北的网民就某一地的某件事形成聚集。如何整合本已有限的网络处置手段，使其在紧急时能够做到快速联合反应，加以有效处置，目前尚无良方。
另外，从地方宣传部门看，缺乏法律手段。目前，我国每天新增3000家网站，其中90％为体制外的商业网站。对它们传播、转载不实信息，应依法管理，而现在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此外，由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互联网关键企业，一些网站的倾向明显受到外资影响。
（5）网络舆论中两元场域分化趋势日益明显。随着网络舆情的日益成熟和发展，在涉及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互联网舆论中，实际存在两个舆论场：一是各级党和政府通过权威发布和权威解读等方式，自上而下主动释放信息而形成的“官方网络舆论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网络等新媒体只是其传播载体；另一个是依靠网民自下而上的“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而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草根网民”和论坛版主是这种传播模式的主体。目前，这两个舆论场从关注内容到文章写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实践中，“官方网络舆论场”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等重大题材上占据统治地位，而“民间网络舆论场”在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行业垄断、社会保障、城乡差距等民众关心的话题上，更容易被网民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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