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26年投身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狱中，学习经济学、哲学、历史，为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1931年后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4年任宣传抗日救亡著名刊物《中国农村》的主编。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等著作。这两本书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刘少奇指定《政治经济学》为干部读物和学校教科书。
    1943年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通过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伪币，成功地领导了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1947年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1948年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支援解放战争，统一财经工作，奠定新中国经济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八、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49-1966年间，直接参与了建国初期消除严重通货膨胀的斗争，参与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若干重要文件的起草和执行工作，参与了数次经济调整的领导工作，创建了新中国最初的统计制度和物价管理体系。
    1979年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印数近1000万册，被中宣部指定为干部必读，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并被译为多国文字。1980年，在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草案。此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条件和发展阶段，对价值规律、所有制问题、分配与流通制度、商品与市场、货币与价格政策、宏观管理体制、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创建了第一个由经济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从此经济学家开始参与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1990年，在耄耋之年，面对改革的新动向，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在历史重要关头把市场取向改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于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学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杰出贡献，2005年3月，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薛暮桥改革论集》，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继续推进这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而编辑出版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经济学家是非常活跃和有贡献的群体。这套丛书各卷的作者，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和直接参与者，是长期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他们之中有改革开放之初已年过古稀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最年轻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有的主持或者参与过关于改革和发展重要课题的研究，有的参与过党和国家关于推进改革开放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
    《薛暮桥改革论集》所选的文章大多是过去30年间对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发生过直接影响的调研报告、政策建议、理论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向读者展示了薛暮桥对当时改革方向的思考和阐述，对中央政策的解读，以及在政策探索中的理论交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值得收藏和精读。

    写给邓小平、李先念同志的一封信（1977年4月18日）
    我于1975年9月恢复组织生活，留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任顾问。在“四人帮”横行时候，谁也无法进行经济研究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在计委多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因为思想上有顾虑，至今还没有拿出像样的成果，只能把我在研究工作中所想到的几个迫切问题向你们报告。
    第一，关于农轻重比例和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毛主席在1956年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为了迅速发展重工业，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这一指示没有真正贯彻。在1958-1960年国民经济“大跃进”中，重工业增长过猛，职工人数从2450万人猛增至超过5000万人，而农业的劳动力则减少了2300万人。为了保证城市供应，犯了高征购的错误，再加上大办人民公社，1959-1961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引来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从1963年起国民经济就开始好转，1965年全面好转。我国国民经济的这一次巨大曲折，使我们经受一次严重考验。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1968年、1974年、1976年国民经济又经受了三次挫折。总的来讲，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发展不快。从1972年起，职工人数和粮食销售量又突破计划指标。现在职工人数已经达到8000万人，加上“亦工亦农”可能达到1亿，又要吃进口粮，市场副食品供应也日益紧张，农民分配的口粮和现金不但没有增加，而且比1957年和1965年略有减少。
    粉碎“四人帮”后，工业生产逐步好转，今年第一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原定计划，这样大好形势，确实令人兴奋。但是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能不能也顺利前进，仍然令人担心。从1957年到1977年，粮食产量从3900亿斤增加到5700亿斤，只增加1800亿斤，平均每年增加不到100亿斤。今后八年计划要增加到8000亿斤，平均每年增加近300亿斤。现在农业生产潜力很大，完成计划指标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必须有切实有效的措施，才有可靠的保证。如果农业仍像过去那样缓慢前进，那么不出几年，又可能出现农轻重不协调的局面，从过去的急性病变为慢性病。这个问题必须认真研究。
    ……

序言
写给邓小平、李先念同志的一封信（1977年4月18日）
根据实践经验来回顾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1979年3月）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序和跋（1979年、1981年、1986年、1987年）
从上海体制改革调查所看到的问题（1980年2月）
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1980年9月）
关于恢复和发展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意见（1981年8月）
对《物价管理条例》的意见（1982年7月）
对银行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1983年5月23日）
建议不失时机调整价格（1984年6月20日）
现代化经济要有现代化金融体系（1985年1月）
生产资料调价的关键是控制基本建设规模（1986年6月）
利用经济办法加强宏观控制（1986年9月）
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和通过膨胀（1987年5月）
认真总结十年改革的经验（1988年12月）
建议改革财政承包制度（1989年4月25日）
深化改革，摆脱困境（1990年9月）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1991年6月）
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9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