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内在统一，实现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取得进步。
    改革开放事业远非一帆风顺，前行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伴随着思想的撞击与升华，带着制度新生的阵痛、曲折与辉煌。改革开放之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尽管前行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但党和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动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不断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
　　第一章  通向改革开放之路
　　一、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没有前29年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就成了无源之水，不可能在此后短短的30年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经过了改革开放前29年的探索，经历了其中的成功与失误，才孕育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前的29年，同样是伟大的29年。所以，我们有必要全面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
　　（一）三年恢复时期经济建设成就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划了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策：“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经济的领导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旧中国内忧外患、历经战乱、经济极其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1949年钢产量仅15.8万吨，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相当于亚洲平均水平的60％和印度的一半。
　　解放初，我国实行了土地改革，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无偿得约七亿亩耕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2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职工总数比1949年增加一倍，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比1949年增长30％以上。新中国的诞生和三年恢复时期的成就为即将开始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953年开始的国家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超额完成。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一五”时期开展了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我国基础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一大批基础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初具规模，第一座汽车制造厂（长春）、第一座机床制造厂（沈阳）、第一座电子管厂（北京）相继建成投产，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上天，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仅限额以上大项目，平均每天就有一个开工或竣工。1956年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开始实施。
　　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1956、1957年，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寻找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我国的王业化进程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开始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决议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
　　此后一段时期，自由市场有所活跃，个体工商产明显增加，农业合作社内增加自留地，实行包工、包产等生产责任制；允许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选购和自由推销，以克服统购包销的弊病；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进行了以下放企业管理权为中心的试验。这是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早期尝试。
　　（四）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曲折道路和建设成就
　　这十年，我国经历了波及全国的反右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调整过程、中苏关系破裂等严峻局面，但全国人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经济建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156项工程陆续建成投产，新建和扩建了包括冶金、能源、机械、化工、森工和轻纺在内的大批重要企业，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框架，独立完整的工业和科技体系已见雏形。
　　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1965年实现石油自给。全国除西藏外的各省、自治区都通了铁路。核武器试验的成功奠定了我国的大国地位。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目标已经实现。1957—1966年，高校毕业生140万人，中专毕业生210万人，分别是1956年前的4.9倍和2.4倍。“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艰难前行的经济建设
　　1966—1976年“文革”时期，内乱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其中，1967年、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9.6％和4.2％。但是，党和国家的根基还在，经济建设在挫折中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1％，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4.9％。煤炭、原油、发电量、化肥产量均增长一倍左右，葛洲坝、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等重大工程相继建成，三线建设推动了工业布局的调整，国防科学技术获得大量成果。
　　1973年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复出，我国开始经济整顿。在国家的鼓励下，经济管理权限开始部分下放，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和社队企业有很大发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开始打破国际经贸封锁，引进了一批先进的化工、冶金、电力成套设备。
　　这一时期，由于“文革”动乱对社会和生产秩序的破坏以及偏重重工业方针的延续，国民经济发展波动较大，经济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十年中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下降，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欠账严重。
　　总体看，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经济发展尽管几经曲折，但国民收入年均增长仍达到6.1％，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达11.2％。工业和农业总产值比例，1952年为43.1：56.9，1978年为75.2：24.8。1979年，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从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中，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取得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成就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的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和曲折的道路，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遭受过重大挫折，并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这种曲折，除了客观因素、决策失误外，更重要的是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上存在一些重大问题。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结构失衡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便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计划经济体制是这一发展战略的体制保障。尽管当时已经注意到协调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问题，但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必须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重工业。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虽然使我国在近30年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这带来了各种经济关系的失衡和紧张。高积累、高投入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以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和低物价、低利率为保证，相应地要以广大群众的低工资、低收人为代价，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这必然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资源配置长期向重工业倾斜使得重工业形成体系内循环，与其他经济部门和最终消费脱节。偏重工业的发展政策不利于吸收劳动力就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
　　（二）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中国特点
　　我国从“一五”时期开始，城市和工业体系以苏联体制为样本，建立了集权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作为微观基础，以中央计划制度、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预算制度及实物平衡，统购统销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以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和命令手段作为经济运行的组织保证。
　　在企业运行层面，对企业的生产计划、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数量价格、职工数量及工资水平、利润分配、企业投资及设备购置，均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严格限制企业之间的横向交换。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内，平行设立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如计划、物资、价格、人事）履行各项计划管理职能。生产资料和大宗商品的调拨或流通均遵循行政计划。中央的宏观管理，则通过物资、金融、财政平衡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相平衡的原则。
　　这一体制在建国初期，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成功，发挥了它的初始优势。但长期看，这一体制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微观经济活力和宏观资源配置效率逐步衰减，最终难以为继。无所不包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使企业难以根据外部条件和自身发展目标的变化自主进行经营决策和调整，企业对国家“负盈不负亏”的体制形成“负激励”机制，长期实行平均主义倾向的分配制度挫伤了职工积极性。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必然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工业规模越大则计划管理成本越高，资源难以有效配置，浪费和不足并存不可避免。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为迅速扩张工业规模，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以及通过延长固定资产折旧期等方式，从现有工业中超额抽取经济剩余。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住房、文教卫生、公共服务长期欠账，企业缺乏有效积累也造成工业设备老化、技术进步缓慢，降低了竞争力。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从起步就带有明显的中国特点：一是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二是计划留有余地。改革开放前29年，中央和地方的计划管理权限几经调整，以求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除“一五”初期及三年调整期之外，大部分时期，地方的计划权限还比较大。大量地方国有及集体企业的生产只有部分被纳入国家计划，地方企业（包括国营及集体企业）计划外的经济活动必须通过自主的横向交换实现。这就在计划管理体系中掺入了“准市场”因素。这成为后来经济改革的渐进方式和双轨思路的基础条件之一。
　　（三）“一大二公”的农村集体经济和城乡分割体制
　　农村集体化经过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到1960年初稳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制度，相应地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和城乡分管的户籍制度。
　　这一制度体系以偏低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维持了城市产业工人相对平均的低工资水平，以及抽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和分配制度，严重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过分强调“以粮为纲”导致农业结构单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
　　这一体制也固化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吸收农业劳动力、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的积极作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利于发展轻工业和增加就业。1978年，工业产值已占工农总产值的72.2％  ，而农业人口仍占84.2％，保持在1952年的水平。
　　（四）7978年前的经济形势及困境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虽然已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模式调整的客观动因。
　　经济体制弊病的累积，“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使我国经济关系扭曲、结构失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工业总体效率递减。“五五”时期与“三五”时期相比，发1千瓦小时电所需投资提高了2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提高了近1倍，每吨公里运输的投入提高了40％以上。据世界银行当时的统计，中国每生产一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耗能量是低收入国家的2.7倍，是中等收入国家的3.1倍。这也意味着为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必须进一步降低消费，提高积累率和加大投资规模。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偏重，轻工业严重滞后。重工业内部一般加王制造业偏重，能源、交通发展滞后。
　　粮食总产量增长缓慢。1976年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1966—1976年，农民人均从集体分配中得到的年收入徘徊在60元左右，1976年农民人均分配只有62.8元，其中现金14.9元；有22.7％的人民公社的人均口粮在180公斤以下，其中半数在150公斤以下。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贫困人口达2.5亿。
　　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1960—1977年，城市职工工资增长基本停滞，职工住房、公用事业和文教卫生事业发展缓慢。主要轻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严重短缺，粮食、食用油、糖和棉布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长期凭票定量供应。城镇就业形势严峻，70年代末，城市待业人口约为2000万，其中包括10年间累积的1020万返城知识青年。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国内政治背景及国际形势
　　十年“文革”结束后，人心思治，社会思想活跃。对“左”的教条主义的反感，对新知识的强烈渴望，国内外经济、科技、生活水平的强烈对比，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改善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一切汇聚成为全社会的创新冲动，成为大变革最基础的动力。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新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和威胁。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使我国的国际环境更为严峻，对战争威胁的判断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经济方针的重要因素，不得不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国防科技建设和三线建设，在“深挖?同、广积粮、不称霸”方针下积极进行防御大规模战争的准备。
　　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美苏争霸、美国急于摆脱越战泥潭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及时调整了外交政策，促成了中美关系缓和，加快了与西方国冢建交的步伐，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的安全态势。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来华访问。1974年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1978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欧洲和日本。

导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
第一章 通向改革开放之路
一、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一）三年恢复时期经济建设成就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四）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曲折道路和建设成就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艰难前行的经济建设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的基本问题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结构失衡
（二）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中国特点
（三）“一大二公”的农村集体经济和城乡分割体制
（四）1978年前的经济形势及困境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国内政治背景及国际形势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二）世界新技术革命加大了我国追赶先进的压力
（三）拨乱反正最初两年的政治环境
（四）“文化大革命”后的社会思潮
（五）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伟大历史功绩

第二章 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的主要历程
一、改革的启动和局部试验（1978-1984）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突破
（二）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探索
（三）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
（四）对外开放格局初定
（五）非国有经济的恢复及发展

二、改革目标的不懈探索（1984-1992）
（一）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二）价格“双轨制”——价格闯关
（三）计划、物资、投资及金融体制改革协同推进
（四）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破题
（五）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扩大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1992-2002）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二）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三）非公有经济加快发展
（四）宏观管理体制框架初步建立
（五）加快市场体系建设
（六）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七）开放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
（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至今）
（一）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二）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三）进一步健全要素市场体系
（四）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章 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就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
（二）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形成
（三）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
（四）行政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五）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确立
（六）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七）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步确立
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

三、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一）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释放
（二）市场经济主体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四、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
五、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长足发展

第四章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
一、经验之基：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与动力
（一）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创新的精神动力和不竭源泉
（二）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创新主体和根本动力
（三）只有坚持实践第一才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行
（四）理论创新是推进改革的思想基础
（五）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保障

二、经验之本：经济体制改革的本体经验
（一）市场取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渐进改革是符合国情和规律的基本方式
（三）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是改革向前推进的重要途径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
（五）兼顾效率与公平是改革前行的内在机制
（六）健全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是改革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经验之母：在曲折与探索中积累经验
（一）在探索与曲折中提高是改革前行的必然途径
（二）权衡利弊、控制风险才能将改革推向前进
（三）只有把握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才能与时俱进
（四）正确认识分歧争论才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五）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是推进改革开放的体制保障
（六）改革开放是任务极其艰巨的长期历史过程

第五章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探索
二、历史阶段：从脱离国情的赶超目标到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目标探索：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基本经济制度：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
五、发展模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科学发展之路
六、社会目标：从平均主义到追求公平正义
七、对外开放：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开放型经济体系
八、指导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六章 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基础上继往开来
一、历史新起点、发展新形势、改革新要求
（一）经济体制改革由转轨阶段向“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转变
（二）经济体制改革从增强市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转变为统筹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与进步
（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满足生存型发展需求到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
（四）从经济体制自身改革为主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体制改革与“四位一体”改革的协调配套

二、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体现时代特征
（一）贯彻科学发展观与改革开放连续性的有机统一
（二）在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三）着力于统筹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
（四）更加注重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与科学性

三、新时期全局性、战略性的改革任务
（一）深化市场微观主体改革，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二）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放到重要战略位置
（四）健全民生优先的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五）形成以自治自律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管理体制
（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

改革开放三十年图片选
改革开放三十年若干重要领域研究探索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评述
我国国有资产运营改革与重组
我国垄断行业改革评述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
我国对外开放评述
市场体系建设回顾与展望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评述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回顾与分析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评述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评述
我国税收体制改革回顾与评述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我国社会保障政策评述
我国城乡统筹的回顾与思考
我国区域发展统筹机制的探索
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评述
我国环境管理体制改革评述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