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 W.Powell），美国亚利桑纳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当代社会学》杂志主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耶鲁大学任教。其著作主要包括：《出版文化与商业》（与他人合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非营利部门研究手册》（主编，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付梓：学术出版中的决策过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其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组织形式的持续与变迁过程，生物技术产业中的商业同盟等。

　　制度研究是在经过组织领域的研究者漫长而艰苦的求索并取得丰硕成果之后，才在当代整个社会科学中逐渐复兴并日益繁荣起来的。本书首次提供了人们频繁引用的组织分析“制度”视角的奠基性著述，并提供了与之相关的最新近的研究成果。
　　本书导言论述了政治学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研究存在的共同点与诸多分歧之处，并把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与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本书第二篇相关各章巩固了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过去十年所取得的理论进步，鉴别和厘清了该研究范式中还存在的模糊矛盾之处，并就制度模式与社会结构形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深刻的看法，从而以创新的方式推进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议程。本书最后一篇的经验研究——涉及精神健康诊所，艺术博物馆，大公司，公共服务系统，国家政体等广泛的话题——阐明了制度理论在组织变迁分析中的解释力量。本书对于组织社会学感兴趣的人而言是必读之物，对于那些关注文化、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变迁的学者而言，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第2章  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
　　正式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协调和控制的活动系统，当工作嵌植于复杂的技术关系和跨组织交换网络时，就会产生这种协调与控制系统。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正式的组织结构实际上仍然是在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中产生的。职业、政策与规划都是与产品和服务一并创造出来的，并且被认为是合理地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这使得新的组织不断涌现，并驱使既有的组织采纳新的实践做法和程序。更确切地说，组织倾向于采纳为流行的有关组织运作的合理化观念所界定、社会中业已制度化的策略与程序，藉此组织才能增加其合法性及生存几率，而不论这些新采纳的实践做法和程序的直接效用到底如何。
　　制度化的产品、服务、技术、政策以及规划，如强有力的神话一样发挥着作用，很多组织仪式性地采纳了它们。问题在于，如果组织遵从制度化规则，就会常常严重背离效率标准；相反，为促进效率而协调和控制活动，也会破坏组织对仪式符号的遵从，进而损害该组织的有关支持者的利益和该组织的合法性。因此，为了维持其仪式性的遵从，体现制度化规则要求的组织，常常把制度要求与生产性活动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即通过把组织的正式结构和带有不确定性的技术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离，来减少技术性活动的不确定性对其正式结构的冲击。
　　我们认为，在后工业社会（Bell，1973）中，大多数组织的正式结构，明显体现了其制度化环境的神话，而不是其自身技术性活动的要求。本章第一部分回顾关于正式结构来源的主流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部分讨论正式结构的另一种来源：嵌植于制度环境中的神话。第三部分提出和阐述如下观点：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做出反应的组织，将持续维持其正式结构和技术活动之问的分离。本章最后一部分则概括地讨论本章研究结论的一些启示。
　　本章把制度化规则和常见的社会行动明确地区别开来。制度化规则是构建于社会中的相互影响和增强的典型（typifications）或理解之类别（classification）（Berger&Luckmann，1967：54）。这种规则可能被人们视为当然的事实而广为接受（take it granted），可能获得公众意见或法律的支持（Starbuck，1976）。虽然制度必然涉及规范性约束，但常常主要是作为日常生活世界参与者必须考虑的事实而进入社会生活之中。制度化是社会程序、社会义务等等，在社会思想和行动中逐渐获得某种规则地位的过程。因此，如医生的社会地位，既是处理疾病的也是有关由特定行为、关系和期待所构成的社会角色的高度制度化（规范性和认知性的）规则。研发是一种制度化的组织活动范畴，在很多的社会部门中都具有意义和价值，但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研发活动的集合。从更微观的角度看，“禁止吸烟”的标志，是一种具有法律地位和含义的制度，也是一种管制吸烟行为的尝试。本章的基本观点是，制度化规则可能对组织结构，及其组织实际的技术性工作的实施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与环绕特定组织的社会行为及社会关系网络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不同的。
　　一、关于组织正式结构的主流理论
　　我们应把组织的正式（formal）结构与组织日常实际的技术性活动明确区别开来。正式结构是技术活动的框架或蓝图，这些正式结构主要包括各种组织体系：一系列的办公室、部门、职位以及程序等。这些组织结构要素是与组织的明确目标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目标和政策又是构成组织关于如何理性地完成其技术性活动、取得结果、实现内部适当配置的一套理论的要素。现代科层组织的本质，就在于这些构成要素的理性化和非人格化，以及把这些构成要素联系在一起的目标的理性化和非人格化。
　　组织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描述和说明组织理性的正式结构得以形成的条件或背景。传统的组织理论假定，理性的正式结构是协调和控制与现代技术或工作活动相关的复杂关系网络的最有效的方式（相关评论见scott，1975）。这一假定源于韦伯（weber，1946/1947/1952）对历史上作为经济市场和中央集权政府必然结果而出现的科层制组织的讨论。经济市场青睐理性和协调。随着市场的扩张，某特定领域的关系网络会日益复杂和分化，在那个领域中的组织就必须协调与该领域内的其他组织以及与其他领域之中的组织的互相依赖。诸如组织规模（Blau，1970）和技术（Woodward，1965）之类的因素，增加了组织内部关系的复杂性；组织内部的分工则增加了一些跨越组织边界的问题（Aiken&Hage，1968；Freeman，1973；Thompson，1967）。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对活动协调的需求日益增加，加之正式协调的运营有竞争优势，具有合理化的正式结构的组织应运而生。
　　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以及政治中心对社会的渗透，也促进了正式组织的形成和扩散。在经济交换与政治管理所涉及的关系网络变得极端复杂时，科层制结构被认为是控制从属单元，使从属单元标准化之最有效、最理性的方式。科层制控制对于扩张政治中心的影响特别有效，处于政治中心和边缘的单元都会被标准化（Bendix，1964/1968）。中央政治组织把其下各级官僚机构组织起来，通过它们努力实现整个社会的统一性，取代传统的活动。
　　主流理论假定，对技术性活动进行协调和控制，是正式组织在现代社会获得成功的关键维度。这一假定是以如下观点为基础的：组织是根据其正式的蓝图而运行的，组织通过遵守规则和程序来实现组织中活动的协调，实际的活动都遵守正式结构的规定。但是，关于组织的大量经验研究，却对这个假定提出了质疑。老一代研究者（如Dalton，1959；Downs，1967；Homans，1950）已经指出，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而马奇等人的相关研究（March&Olsen，1976；Weick，1976）也发现，正式组织通常是一种松散的耦合：组织结构要素之间、组织结构与技术性活动之间，往往只是松散地相互联系，正式的组织规则常常被违背；决策常常得不到实施，即使得到实施其后果也具有不确定性；“组织是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来增加绩效的”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评估与监督体系常常被推翻和颠覆，或者被弄得十分含混模糊或彼此矛盾，以至于不能发挥多少协调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不同地方的正式组织并非是统一性的，而是具有不同的地方性特点，因此，有必要对它的产生提出一种有别于主流组织理论的新解释。组织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与那些假定实践中的正式结构的产生是出于对工作进行协调和控制的需要的假设并不一致。新的解释应该说明那些体现正式组织特征的组织目标、职位、政策及程序规则的具体形成和发展过程，即使这些组织结构特征在组织的日常工作活动没有得到实施也是如此。
　　二、组织正式结构的制度来源
　　当前主流的理论由于仅仅关注复杂关系网络的管理、协调与控制的实施，忽视了韦伯所指出的组织正式结构的另一个来源：理性化的正式结构的合法性。在主流的理论中，这种合法性是给定的或既定的前提，认为科层化主要是出自理性规范（Thompson，1967）。科层化理论之所以把理性规范视为对组织正式结构的产生具有影响作用的一种自变量，是因为科层化理论认为这些理性规范是一种建构于现代社会和人格中的普遍价值观。但是，理性规范并非仅仅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它们十分具体地存在于依附于业已制度化的社会结构的规则、理解和意义中。人们忽视了后一类制度也是科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式结构不仅仅是社会组织中关系网络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理性化的正式结构要素深深植根于并反映了对社会实在的共同理解。现代组织的很多职位、政策、规划及程序，通过公众意见、组织重要支持者的意见、经由教育系统而合法化的知识、社会声望、法律以及法庭糊涂或谨慎的判决而得到强化。这类正式结构要素，体现了和具体组织密不可分的高度理性化的神话，是强有力的制约组织的制度规则。
　　在现代社会中，产生正式组织结构的神话有两个关键的特征。其一，这些神话是理性的、非人格的规定，这种规定把不同社会目标界定为技术目标，并以一种类似规则的方式，规定理性地追求这些技术目标的适当方式（Ellul，1964）。其二，这些神话是高度制度化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个人和组织参与者的随意性决策。所以，这些神话肯定会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合法的，而无论关于这些神话对技术性工作结果影响的评估是什么。
　　正式结构的很多要素都是高度制度化的，并且作为一种神话而运行和发挥作用。例如，其中的专业、程序和技术等要素就是如此。
　　在现代社会，大量的理性化职业出现了（Wilensky，1965；Bell，1973）。它们不仅受到为了技术工作结果而进行的直接监督的控制，也受到职业许可证、职业资格认证、职业培训等社会规则的控制。职业在被认为是控制性的非人格性技术，而不是控制性的道德神话时，就是理性化的；同时，当把活动委托给适当的专业人员既是社会所期待的，也是比其效率计算更为重要的法律义务时，职业就是高度制度化的。
　　很多正式化的组织程序，也会在社会中被制度化。意识形态界定了某种业务在销售、生产、广告或会计等功能上的适当性；界定了一所大学在讲授和研究历史、工程设计和文学艺术等功能上的适当性；界定了一个医院在外科手术、内科治疗以及妇产科助产等功能上的适当性。这种组织功能的分类，以及对于每种功能的规定，是预先编制的所有组织可以使用的方案。
　　同样，组织的技术被制度化并成为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神话。生产、会计、员工选择或数据处理的技术性过程，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完成组织目标的手段。除了其潜在经济效能外，这种制度化的技术还确立了适当的、理性的和现代的组织。这些制度化的技术不仅可以防止因疏忽造成的损失，也体现了一种责任。
　　这些理性化的制度要素对组织及组织情景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规则界定了新的组织情景，重新界定了已有组织的情景，并详细规定了组织理性地处理情景的方法。这些理性化的制度要素能使且通常要求参与者根据预先制定的政策组织起来。作为后工业社会（Bell，1973）的组成部分，这些理性化的制度要素在现代社会极其迅速地扩散。在新生的和已有的活动场域中，制度化的组织程序、专业或技术，被编码为“法典”，组织则具体体现了这一系列的“法典”。下面是一些例子。
　　心理学学科创立了一种关于雇员人事选择的理性化理论，同时为人事部门专业人员的合格条件提供证明。我们可以发现，在各种既有组织和新生组织中，都有专门的人事部门和专业化的人事工作人员，同时也出现了专门的人事中介或代理机构。
　　当研发项目被立项，该研发领域中拥有专门技术的专业人员得到培训和明确界定时，组织就会越来越受到要求与研发机构一体化的压力的影响，也就是要求在组织中设立研发部门。
　　当卖淫这种原本非理性职业被医疗部门确定为理性化的职业时，科层组织——如性病治疗所、按摩室等——就大量出现了。
　　当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出现时，当与之相关的专业和项目在法律、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公众意见中被制度化时，组织就会将这些项目和专业整合进来。
　　理性化制度结构在社会中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正式组织更加普遍，组织内部体系更加发达。这些制度是使正式组织更容易建立和更为必要的神话。毕竟，组织要素是零散地分布在广阔的社会中的，只需要创新精神就可以将它们组合成一个组织。由于这些组织要素被认为是适当的、正确的、理性的和必要的，因此组织必须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合法性。可见，那些建构在理性化制度化要素中的神话，造成了使组织趋于理性运作的必要性、机会性和紧迫性；这种由神话限定的必须理性运作的组织的压力甚至超出了那些来自组织本身的关系网络的需求。由此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1  当理性化的制度规则在特定技术工作活动场域中出现时，正式组织通过把这些规则作为结构要素予以整合而得以形成和发展。
　　这个命题包括两种不同的思想：（1A）当制度化神话确定理性化活动的新场域时，正式组织会在这些场域内形成。（1B）当理性化制度神话在已有的活动场域出现时，已有的组织就会扩展其正式结构以实现与新神话的同形。
　　请注意，下面的命题2有助于理解更为重要的历史进程：
　　命题2　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特定场域中理性化的制度结构就扩张得越快，容纳理性化的制度的场域之数量就越多。
　　其结果是，现代制度被完全理性化了，这些理性化的组织要素像神话一样促进了更多的正式结构的出现。如果把命题1和命题2结合在一起，则会得到两种更为具体的命题。（2A）如果紧密关系网络的复杂程度保持不变，则在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中，正式组织也就越有可能出现和形成。（2B）如果紧密关系网络的复杂程度保持不变，则在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中，特定活动场域中的正式组织结构可能也越精细。
　　如果把以上观点和主流理论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现代社会充满了理性化的科层组织。其一，正如主流理论宣称的那样，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关系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二，现代社会充满了制度规则，这些制度规则像神话一样发挥着作用，把各种正式结构确定为实现预期目标的理性手段。图2.1概括了我们这里提出的两种理论视角。这两种视角都认为，后工业社会——这是一种更多的由理性组织而非生产力所支配的社会——既是随着现代社会组织复杂网络的出现而出现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更为直接的产物。尽管埃拉尔（Ellul，1964）和贝尔（Bell，1973）对待理性的态度完全不同，但都认为理性一旦被制度化，便会成为一种具有急速扩张潜力的神话。

第1章 导言
第一篇 奠基性主张
第2章 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
第3章 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
第4章 制度化在文化延续中的作用
第5章 社会部门组织化：系列命题与初步论证
第二篇 完善与拓展
第6章 制度、制度影响与制度主义
第7章 制度理论剖析
第8章 拓展制度分析的范围
第9章 公共秩序与正式组织的建构
第10章 把社会因素重新纳入研究之中：符号、实践与制度矛盾
第三篇 经验研究
A. 构建组织场域
第11章 作为专业工程的组织场域的建构：20世纪20-40年代的美国艺术博物馆
第12章 使法人行动者（公司）负责任：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市的制度建立过程
B. 制度变迁
第13章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1919-1979年大公司多部门化的制度解释
第14章 制度的起源与转型：以美国社区学院为例
C．制度因素与竞争因素
第15章 东亚的组织同形
第16章 制度变迁和生态动力学
参考文献
各章作者简介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