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的意义
对公共物品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许多学者建立了各种假设下的模型,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公共物品的概念形成时间并不长,从休谟开始也不过才二百多年的历史,对公共物品作出经典性定义的是保罗?萨缪尔森(1954),后来的经济学家如布坎南(1965)的俱乐部理论和另一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1977)的联邦制中的地方公共物品理论,都对公共物品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区分了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概念,但传统经济学家在分析公共物品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时,还是较多地忽视准公共物品的研究。在从私人物品到纯公共物品的连续谱里,准公共物品要比纯公共物品更为常见,对此的研究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对公共物品有效供给问题的讨论,认为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不再是效率,而是制度设计。没有有效的集体决策制度,公共物品是无法有效供给的。布坎南(1999)在《民主财政论》中认为,公共物品是任何由集体或社会团体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或劳务。此后的经济学家更多引用“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等理论模型论证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必要性和私人供给的低效率,使“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成为一种教条,使得对私人也可以供给公共物品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如代表人物穆勒。由政府提供的第一个理由是,许多物品由个人购买,但受益却是一个大的集团,很难排除“搭便车”者。如果要提供该公共物品,要由个人平均分担以显示公平,就需要某种程度的强制。政府被定义为是拥有强制能力的垄断者,就自然成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第二个理由是,即使排他性能够实现,高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也要求通过使用价格机制去管理。第三,由于公共物品有很强的再分配功能。因此,政府是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观点与政府的私人物品的再分配功能角色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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