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啸天，男，编审，现任上海政法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法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著有《信访制度改革研究》等学术专著8部，发表论文90余篇。

    《刑事诉讼研究的新视角》围绕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以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诉讼参与人权利的合理配置为主线，对我国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我国侦查权、强制措施、检察权、审判权制度构架的得失，提出了完善的建议。研究中所涉及的内容是近年来学术界与实务界所关注的新课题、新问题、新举措，如强制措施的救济、检察权的配置、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举报人的保护、和解不起诉制度、社区矫正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等。同时，还涉及诱惑侦察、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等诉讼法学领域的前沿问题。作者采用比较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进行法理阐述，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体现了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五）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难有所为，律师辩护困难重重<br>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面对的是拥有国家公权力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诉讼地位上天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各国法律赋予了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具备一定的权利，比如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被告知权、获得律师帮助权、律师在场权、控告权、申诉权等等。但是，相比较而言，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显得不尽完善。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而限制了人身自由，其与外界的联系便由此隔断，其基本的案件知情权无法保证，致使其无法了解案件进展的情况，自我辩护难有所为。<br>    由于法律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在面临权利受到侵犯的场合亦不能有所作为。我国法律没有为犯罪嫌疑人设置沉默权，犯罪嫌疑人不仅不能利用沉默权来防卫自己，反而必须按照法律精神“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讯问，否则将被斥之为“抗拒”。国外所谓控辩双方“平等武装”的情形在我国难得一见。<br>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就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作出了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种规定一方面可以有利于保护证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不当侵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增加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难度与阻力。实践中，一些单位与个人正是以这条规定为由，阻却辩护律师进行案件调查。如此严格地限制律师的调查权，实质是从事实、证据方面架空了辩护权。④<br>    《刑事诉讼法》第96条、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有关司法解释均规定了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之外，侦查机关应在律师提出会见申请的48小时内安排会见，“涉黑”案件等特殊类型的案件也应在5日之内安排会见。然而，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总是对法律法规视而不见，想尽各种办法，故意为难辩护律师，避免或者拖延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见面。<br>    《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它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br>    ……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刑事诉讼权力的边界与制约
第一节 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与人权
一、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
二、国家权力运作的本意在于为民谋利
三、国家权力必须在法定的边界内行使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划界
一、控审分离--控诉权与审判权的界限
二、侦检一体化--控诉权的内部分工
第三节 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
一、以权利制约权力
二、以权力制约权力
三、以程序制约权力
四、以传媒监督制约权力
第二章 刑事诉讼之基侦查权研究
第一节 侦查的基本范畴
一、侦查的涵义
二、侦查的功能
三、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