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男，满族，1953年生于北京。“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在“北大荒”当过八年“知青”，返回北京后当过两年建筑工人，考入大学后连续攻读法律七年，于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此后两次赴美国进修学习，于199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SJD)学位；曾应邀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做客座教授，在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讲授“刑事证据法”，并访问过近二十个国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证据学、侦查学方向)、证据学研究所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挂职)。1999年入选北京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2003年被国家授予“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4年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2005年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犯罪悬疑小说”五部，并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出版；热衷于法学普及工作，主编《法学家茶座》，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12)担任“周末论法”节目的特邀主持人。

　　《从应然道实然：证据法学探究》包括苦思、慎思和遐思三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证据理论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我国的司法证明实践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还缺乏突破和创新。目前，我国的证据法学不仅落后于审判实践的需要，也落后于司法改革的步伐。展望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聆听“依法治国”的时代呼声，我国的证据法学研究必将以更快的步伐向前发展。本书主要向你探究了我国的的证据法学。

　　第一篇  苦思
　　一、神证：蒙昧证明方法的权威
　　一般来说，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活动有两条通向结论的途径：一条是由别人告诉你答案；另一条是由你自己去发现答案。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人们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时，往往要请求神灵或先哲的帮助或启示。后来，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才越来越多地依赖自己的力量去发现各种各样的“真理”。司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的活动也是一种认识活动，因此也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轨迹。如果我们认真考察古今中外司法证明方法的沿革，就不难看出这种从他人揭示“真理”到自己发现“真理”的进化。
　　在古代社会中，人们生活和交往的地域范围比较小，或者说，在同一群体内生活的人口数量比较少。因此，案件的情况一般都不太复杂，案件发生的形式一般也都表现为双方争讼。张三说李四偷了他的牲畜。李四说王五损坏了他的财物。双方发生了纠纷，就去找法官或者其他裁判人员。在有些案件中，法官或者裁断人员仅凭争议双方的陈述很难分辨曲直，而当时人类还没有找到科学的证明方法，只好去求助于神灵的力量。于是，“神证”法就应运而生了。
　　所谓“神证”，就是用一定形式来请神灵帮助裁断案情，并且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意旨表现出来。最简单的方法是向神灵宣誓，并且按照严格的宗教形式陈述案情。例如，按照中世纪欧洲萨利克法律的规定，使用巫术是一种违法行为。假设某甲指控某乙对他使用了巫术，那么某甲就要在法庭上按照特定的程序对神宣誓，并且一丝不苟地使用正确的形式和姿势提出指控。然后，法庭再要求某乙用同样严格的方式做出反驳。

二十一世纪中国证据法学前瞻(代序)
第一篇  苦思
一／神证·人证·物证——司法证明 方法的进化
二／英国历史上的“文书审”与文书 证据规则
三／两大法系证据制度的比较
四／对西方证据法学的再认识
五／司法证明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二篇  慎思
六／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试析证据概念的误区
七／论证据的基本范畴
八／论司法证明的概念和基本范畴
十／质证规则研究
十一／认证规则研究
十二／试述司法证明中的推定
十三／试述证据证明力的审查评断
十四／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
十五／司法证明标准与乌托邦——答刘金友兼与张卫平、王敏远商榷
第三篇  遐思
十六／证据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十七／关于“事实”的断想
十八／关于“传闻”的联想
十九／关于“物证”的假想
二十／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畅想
附篇
一／民事案件证明的认识论
二／证明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