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以刹住愈演愈烈的单位犯罪这股歪风，这是当时立法和司法的初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所谓“为公不为私”的情形，是针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就当时的观念和做法，如果不是单位的“公家”性质，就根本不会产生“为公不为私”的争议，完全直接以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惩罚直接责任人员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单位犯罪为前提，即使在法律肯定单位犯罪以后，非“公家”单位的犯罪行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是按个人犯罪处理的。而《海关法》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为进一步加大打击单位犯罪的力度，追加单位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并将罚款变更或升格为罚金。所以，刑法规定单位犯罪，无非是为了在追究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另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不仅与我国单位犯罪刑事立法的强烈功利主义色彩和做法相吻合，而且与同属大陆法系的国外相关理论观点相一致。
不仅限于此，这种理论观点的更大意义在于：我国当前单位犯罪的主要争议问题，在该理论下都可以迎刃而解或者协调统一起来：一是单位实施法律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的定性处理问题。这首先是看自然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构成犯罪就应该定罪处罚。但如果相关自然人的行为是归属于单位的行为，那么，如果法律规定单位也可以构成此种犯罪的，则单位也构成犯罪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此种犯罪的，那么单位不构成犯罪，仅就相关自然人进行定罪处罚。二是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是否应该一致的问题。理论和实践一直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但长期不能统一，的确有违合理与公正。正如最初的单位犯罪针对公有制单位，法律规定单位犯罪标准高于自然人，也具有一定的针对公有制单位的因素，为此，当初就有人提出过异议。在历史背景已经消失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法律肯定单位犯罪是为了更有力地控制单位犯罪，所以，不应该规定一个更高的台阶，为自然人通过单位实施犯罪以逃避处罚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否则，就有怂恿自然人通过单位实施犯罪的适得其反的功效。更何况，无论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是相同的。三是“一人公司”问题。只要符合公司法的条件，就取得了相对独立的主体资格，其实施犯罪行为就应该与其他公司一样属于单位犯罪。这在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相同的情况下，以公司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就根本不存在法律上的困惑和障碍。而且，我国有关单位犯罪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就源于民商事法律对于法人制度的规定，不能在刑事法律中再次对法人（单位）主体采取不同于民商事法律的另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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