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全面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从此开始全方位介入世界事务。特别是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没有像以前那样重新回到西半球，沿袭门罗主义传统，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二战后的美国表现出强烈的领导世界的政治意愿，依靠强大的国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美利坚治下的国际系统。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将美国对外政策从孤立主义到全球参与的这一根本转变称之为进入全球主义时期。从此之后，这个世界超级大国就认为其权力无所不在，虽然孤立主义思潮仍然不时地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但是美国积极介人国际事务的大战略一直没有改变。1所以，在整个冷战时期，积极干预国际事务和参与国际武装冲突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直接、间接干预和威胁干预行动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支持谁、反对谁不仅仅是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人员考虑的问题，而且成为反映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迹象，因此也就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是美国全球干预行为的一种。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讨论美国在冲突中立场选择的系统研究，对于美国干预行为却有大量论著。这些研究以不同的理论根据，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假说。影响较大的理论有三种，依照本研究的目的和国际关系学界的习惯用法，我们将这三种解释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理论分别称之为理想主义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和现实主义模式。2这些模式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背景来解释美国对外干预政策的。尽管认知角度和研究结论不一样，但这些理论所讨论的核心问题都是美国国际干预行为的起因，即什么因素驱动美国对国际事务进行积极的、主动的干预。这也正是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
我们讨论这些模式的重点是阐述与批判，目的是研究这些模式是否可以解释霸权体系中美国的支持行为，可以在多大范围内解释这种行为，可以达到多高的准确程度。同时，我们希望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讨论这些模式，并在批判和借鉴的基础上，力图寻找更加合理、更具解释能力（explanatory power）的理论模式。
理想主义模式的内核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主要论点以西方政治学中理想主义的理论体系为依托，强调人性的本质、人类环境的作用和普遍的道德观念。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是理性的。人具有良知，良知又是人思维、判断、决定和行为的向导。具有良知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社会，人的良知使人聚集而成的社会有着和谐的本质。所以，在人类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应该是和谐、幸福、自由、博爱，而不是冲突、悲惨、专制、敌视。国际社会也是一样，国家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根本的相似之处，它是基于和谐和各国不断完善自己的基础之上的，3所以，客观的和谐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各国在和谐与合作中得到最大的收益。国际关系本身决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种非零和互动。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指出的那样，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在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获得本国利益的。4
人的良知和理性是传统理想主义的基本论点。但是，人与人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社会的根本和谐并非意味着跨时空、超环境的和平和无冲突状态。实际上，冲突现象处处存在，主要原因并不是人性的邪恶，而是环境的作用。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说过，社会既是净化心灵的圣境，也是败坏道德的力量。在环境之中，政治理想主义又强调政治环境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环境有着特别重要的催化意义。善的政府受人民控制，反映了人的良知，反过来又可以造就善的公民。恶的政府控制人民，扼杀人的良知，故而使人邪恶。这样，尽管人的本性向善，但环境却可以造就善恶两类人。将这一论断推延至国际社会，理想主义也认为有善与恶两种国际势力存在。民主代表了前者，给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极权代表了后者，给人民带来了战争与贫困。理想的国际社会因而应该是一个民主的世界。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是在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很有市场的民主和平论，这个理论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民主体制的话，国家之间的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证，世界人民就可以免受战争的灾难。
这种把世界一分为二的简单化的做法，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构成任何一个国家对外干预的理由。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区分了两种理想主义对外政策倾向，一种是乐观不干预主义，另一种是弥赛亚式干预主义。6乐观不干预主义从理想主义本身具有的演进性质出发，认为一个国家的最佳对外政策是无为，是不干预国际事务。耐心等待其他国家内部人民良知的觉醒和民主进程的自然发展，然后形成世界性的和平、和谐与民主，这就构成了不干预主义的核心。正如理查德·科布登（Riehard（~~obden）所说的那样，应该反对任何国家的政府采取任何干预行为。但是，如果理想主义加进了弥赛亚精神及其使命感，就有了干预的充足理由，对他人和他国的干预成为神圣的使命和道德的义务，科布登的耐心也就成为渎职的表现。等待极权政府弃恶从善、立地成佛，把权力交给人民，无异于等待撒旦变成基督。所以，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扬善灭恶，拯救受难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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