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宫慕久、巴富尔与上海租界起源<br> 宫慕久与《上海土地章程》<br> 1845年深秋，在上海这座枕江滨海的蕞尔小城中，发生了一件足以撼动后世的大事。然而这件大事在当时人们的心海间，却没有掀起足够的波澜，因为根本就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所以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br> 道光二十五年，雾蒙蒙的阳光显得幽邃而惨淡。<br> 11月29日上午，一件关于允准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域内租地、建屋、筑路的大字告示，被悄悄地悬挂在了外滩新海关，以履行它必须完成的一道程序：公布于众。若干年后，这件告示被沿用它的不同国籍的人们安上了《上海土地章程》、《地皮章程》、《第一次土地章程》、《上海租地章程》等等花样繁多的名目，成为了上海百年租界的一个起点，备受关切。然而在它面世之初，一切都远不如后来这般郑重其事。它是直白而裸露的，只有光秃秃的23项条款，连个像样的标题都没有。它仅仅是上海道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经过两年的反复拉锯，以个人名义“依约商妥”的一个约定、一件充其量相当于今天地级市制发的公文而已。档次不高，文本意义似乎更大于实际意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充分预见到它将给后世社会带来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作为当事人的宫慕久也不能。他曾花费了两年时间，试图拖延或阻止这样的文本出现，他痛恨英国佬的贪婪与得寸进尺，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但是，在清王朝举国衰微的颓势面前，他的拖延、阻止，乃至痛恨，悉属狗屁！不接受又当如何？<br> 江苏巡抚孙善宝，还有两江总督璧昌，均已为他统一好了口径，并且笔墨酣畅地批下了两个大字：照准。<br> 清代官制，总督为辖治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官阶从一品，举凡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无所不包。康熙年以后，全国共设直隶、四川、两江、湖广、浙闽、两广、云贵、陕甘八大总督，这一建制如今早已消失，假如类比的话可能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区制比较接近。而巡抚，则为省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今天的省长。<br> 岂止巡抚和总督，朝廷上下，哪一层哪一环不是风帆直挂、一路放行？但宫慕久清楚，笔墨酣畅并不代表心情酣畅，朝廷这也是出于无奈啊！他所面对的晚清政治，就是典型的“危机政治”，为国家民族千年之所未遇之大变动、大危机。那些表面看来不可一世的皇族贵戚、政治大佬，其实已经丧失了对政治局势的驾控能力，根本弄不明白该如何应对危机，从祖宗成例和儒家教义中，他们找不到可以像驯化百姓一样驯化洋人的有效办法，手足无措，走投无路。从1840年开始，这种忧郁而深刻的悲怆，便荼毒着大清的脑壳与身躯，除了逆来顺受，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更好的选择吗？<br> 历史已经注定，这将是上海不可逆转的一个命运拐点。<br> 如果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那些发生在广州、天津、厦门的战事，和上海的关系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1842年6月爆发的中英吴淞之战，就毫无商量地属于上海人自己的战争了。从6月16日英军炮舰沿吴淞口、宝山一线开打，到6月19日上海城陷落，前后拢共四天光景，上海防区“均已豫备齐全，堪资得力”（两江总督牛鉴之语）的炮台、深港、高岸，以及火枪火炮、大炮抬炮、火箭喷筒毒火等等之类，和号称“布置精密，可打胜仗”（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之语）的战略自信，就被英国海军少将巴驾率领的旗舰“康华里士”号，以及区区十来艘战船和两千之数的英国陆海军打得稀里哗啦，全线崩溃。<br>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军主要凭自造的和购自欧洲的加农炮与英军作战。这种西洋火炮最初在16世纪初的明正德年间由西班牙人输入中国，后随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的入侵而名震一时。《皇明世法录》有云：“红夷大铳，盛传中国……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但这种被称为“红夷大铳”的加农炮也有其明显的短处，管壁厚且短，长度仅为口径的20倍，虽可发射较重的弹丸，但射程短。尽管如此，“红夷大铳”仍惹得吾国军界上下眼馋不已，于明末清初开始仿造，并委托外籍人士担任监制。由于这些监制人大多为目深鼻高、须髯赤黄的荷兰人，被清国人目为“红夷”，“红夷大炮”遂由此而得名。<br> 仿造之物终究难以同原装货抗衡。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西双方的主导火炮都是这种前装滑膛炮，使用的也都是黑火药和球形实心弹，但仿货的铸铁质量、火药配料、膛孔精度，都被打了许多折扣，所以它的射程和命中率都远不及原装货。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针对虎门炮台曾发议论：“大角、沙角炮台，远隔虎门之外，江面寥廓，大炮仅及中泓，不足遏夷艘，适足招夷炮，何必守？”<br> 让人费解的是，凭着几年来中英军队交战的记录，尤其是1841年10月以来，英军自广东沿海北侵，在短短十几天内连续攻陷定海、镇海、宁波，使定海三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及督师镇海的钦差大臣裕谦等多名大员要么战死阵前，要么亡命自刎，其状之惨，无可名状；不到一个月，英军又拿下乍浦，其势之锐，犹如破竹。凡此种种，上海的守城将领不可能不知道，对自己的火炮射程、精度均劣于对手的现实更是不可能不与耳闻，无论陆军还是水师，战力都提不上台面嘛，却全然不顾血淋淋的事实，仍固守着以堡垒对堡垒、以大炮对大炮的教条，而不对自己的战法作任何调整，岂非扬短避长？看来，在以同一种文化为根基的历史构建中，任何时候都是“堪资得力”、“可打胜仗”之类的高调更易博得领导欢心呵！结果炮战开始仅仅两个来小时，清军就已败象毕现。你的炮根本够不着对方，对方却把你当活靶子，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坐镇宝山的两江总督牛鉴吃打不住，弃城而逃，连累到67岁高龄的陈化成老将军即使流干了最后一滴血，亦告回天乏术，徒壮烈殉国耳。<br> 智慧乃弱者的盾牌。遗失了盾牌的弱者，夫复何言。<br> 英国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20世纪的社会革命分子，一直到很晚期，才发现了以游击战走向革命之路的手段。究其缘故，或许是因为历来游击队战术多属农民运动性质。而农民运动，往往不脱传统的思想气质，在心存怀疑的城市新派分子眼中，大有保守反动、甚至反革命的嫌疑。”<br> 这种状况，在中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获得了堪称完美的解决。毛泽东就曾不无讥嘲地说过：“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br> 从某种意义上说，顽固恪守正规战法、一味笃信“经历海洋几五十年，海上防御全凭炮力”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正是这种僵化意识的牺牲品。<br> 所谓提督，乃清代省一级的最高军事长官，类似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所谓江南水师提督，即江南水上部队的最高长官。由提督指挥的部队称为“提军”，类似于今天的地方部队，而非野战军，主要执行军事防务而不参与地方治安。一般而言，无论陆军或水师，提督均须受制于巡抚。以陈化成为例，其官阶为武二品，比江苏巡抚低一品（或半品），在行动上必须受江苏巡抚节制。<br> 吴淞战败，江南一隅根基震荡，溅起文人们的一片唏嘘之声：“云昏朝洒千夫泪，月冷宵沉万灶烟。”“万事从来悲掣肘，如此雄关偏失守！”（清末·蒋敦复）“江涛寂静噤不声，陈将军后谁敢兵！”（清末·苏州文士贝青乔）一支兵力数倍于敌、有备无患、以逸待劳的军队，竟被男一支长途奔袭、沿路作战不止的疲惫之师，如此轻松地打瘫了，打垮了，打得服服帖帖俯首称臣了！简直匪夷所思！如果深究个中缘由，恐怕绝非简简单单的一句“落后就要挨打”便可了得！<br> 英国人实惠呵，蒙哥马利中校率领的两千英军从陆路攻占上海城仅仅五天，郭富少将设立在城隍庙内的司令部维持了不过区区一百多个小时，就拔营而去，自动退出了，条件只是向清廷勒索了30万元的“赎城费”。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攻城略地，不在于一点虚名，相对于中国庞大的版图，不列颠稀薄的人口不允许他们作此非分之想。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全球军事态势，即强国以武力开道，但并不追求对他国的国土占领，而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标。<br> 诚如马科斯？韦伯日后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言：“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至于（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靠暴力来获利，则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免会把它与那种归根结底是通过交换来谋求利润的行为相提并论，但这其实是很不适宜的。”<br> 靠暴力获利的、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为当初乃至今日欧洲的强盛，埋下了原罪的孽根。<br> 1842年6月23日，刚刚赶到上海的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就率领从上海退出的英军，凭借着那点有限的兵力继续逆江北犯，孤军深入，挟常胜之威步步进逼南京；既不设后防，也不留预备队，根本不在乎所谓的兵家之大忌。他们要的就是这股子耀武扬威的劲道，要的就是到处撒野、撒野、再撒野，直到把你吓得两腿筛糠、跪地雌伏，然后哆哆嗦嗦地满足他们提出的任何经济要求。<br> 果然，吴淞之战结束刚刚两个月，锚泊在南京江面上的英舰“康华利”号的坚硬甲板，就变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接生产床。<br> 如此这般，在宫慕久看来，同战败之后向洋人割地赔款相比，签署《土地章程》这档子事还真算不了什么。不就是划出一片土地专供来华的洋人居住嘛，不管是永租也好，暂租也罢，有什么大不了的！国门既开，再租些土地出去又有何妨？既然堵是堵不住了，隔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华洋分居符合“华夷之大防”的信条，也有利于地方当局的管理。况且，横陈于上海县城北门以外的黄浦江边的这片土地，在19世纪中叶的日照下显得实在太对不起国人的眼球了。满目的荒滩芜地，到处是河汉纵横，茅草偕芦苇共生，江鸥伴蚊蝇齐翔，“野田旷地之余，累累者皆冢墓也”。这样的所在泱泱中华无计其数，洋鬼子愿意来住就来吧。宫慕久甚至窃喜，天晓得洋鬼子是怎么想的，荒烟蔓草之地，难道也是人住的地方？皇上富有且大度，譬如又施舍了一把嘛，有甚大不了的。<br> 更何况，这一回的施舍是有银子可纳的。宫慕久已同西人议定，每亩土地的年租金为制钱1500文，另外还须支付大约是年租金十倍的“押手”，也就是保证金，给原业主。<br> 把一片荒滩野地变成白花花的银子，宫慕久亏了吗？没有。宫慕久自问自己并没做傻事，上对得起皇上朝廷，下对得起黎民百姓，中对得起保举他的恩公、江苏巡抚孙善宝。<br> 面对同一片荒疏的土地，朝廷命官看到的是当下，洋人看到的是长远。<br> 宫慕久原籍山东东平州，字竹圃，出身书香门第，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人，以后在云南边陲当过小官，但并无办理外交的经验。1843年5月被保举出任上海道。所谓“上海道”，严格说来只是一个别称，这个职位的正式称谓叫“分巡苏松太兵备道”。<br> “道”为行省辖治下的一级行政机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即监督和统驭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务及军事力量的高级长官，官居四品，职掌一道之军民政务，其地位高于府衙，也就是说比当今的厅局级还要胜出一头。“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官衙过去一向都设在苏州或太仓，然而到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部分解除海禁的基础上完全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鼓励海上贸易，一度“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上海，凭借襟江滨海的地理位置，时来运转，港口贸易迅速升温，经济地位日益突出；为顺应这一变化，雍正八年以后，苏松太兵备道官衙整体搬迁，办公地点从苏州移驻上海，“上海道”的别名才由此得来，而且比它正式的官名叫得还要响亮。<br> 在江苏巡抚孙善宝的眼里，宫慕久这个干部还是很有培养潜质的：此人有着自然质朴的性格，天性廉洁，在处理对外商务的各项工作中，绝对不会损公肥私，确实是忠诚可靠的难得人才（原话为：“其质直出于自然，廉介本乎天性，于华夷通商诸务，断不致徇私忘公，洵为实心可靠之员。”见《上海通史》第三卷《晚清政治》）。能够得到领导如此赏识，前程当然错不了。四年后，宫慕久的确顺利升任江苏按察使，当上了类似于今天分管政法的副省长或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官。只可惜官运不佳，到任不久即因病去世。<br> 孙善宝之所以极力推荐宫慕久料理“华夷通商诸务”，为他充当外事办主任的角色，说穿了是因为他和两江总督璧昌都认为，像巴富尔这样的领事官员级别太低，根本不配与巡抚、总督这样的省部级以上高官直接对话，最多让宫慕久出面也就足够了。但要把对外谈判的重任统统交给宫慕久，由其独立应对，孙善宝又着实放心不下。别说宫慕久应对不了，就连他孙善宝，甚至璧昌，在是否向洋人出租国土这样的大事面前，也无权独断。他们都不过是皇上的提线木偶而已。而宫慕久，则是他和璧昌的提线木偶。所以，在宫慕久与巴富尔对垒期间，孙善宝一直躲在不远处的宝山县衙，对谈判实行幕后操控。<br> 讲究官格，而非人格，推敲对等，而非平等，黑幕重重的官场文化耗费着人的生命与智能，塑造出无尽其数的扭曲的人格。其流毒，传衍至今也未见式微。<br> 虽说对租地一事自问不悛，可说来也怪，宫慕久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就像没病之人被人硬逼着喝了一大碗苦汤药似的，心里郁闷得紧。<br> “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皇家铁律，正在他的手中被打破。<br> 巴富尔与上海开埠 <br> 巴富尔（1809年—1894年）的心情却和宫慕久完全不同。终于又完成了一件他梦寐以求的大事，他的感觉堪比第一次同女人上床，一通狂泄之后的滋味，简直爽极了，而且太有成就感了。看来，乔治·巴富尔（Sir George Balfour）这个名字注定是要被载入史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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