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史识之重建
引言
我自1977年受聘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是要开讲“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以此两门为经常之课，另亦偶开其他课。此两门课，除了派发讲义，亦要开具参考书目，发交生徒。照历史系课程固有教学传统，我之所开一门“中国近代史”，其内涵只包括自早期中西关系以至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其下的历史内容划入“中国现代史”，另有学者担任讲授。这样也使我的研究重心一直放在这个时段。
我们这一代学者，每人坐拥讲席，教历史不是只讲故事，而是传授知识启牖学生判断是非。无论献身何业何职，都要能够识辨机先，看清世变起伏，进而有所担当，退而可谋自立自保。以治学不求急效，重在建构正确知识，供世人长时参考。今世学人但须潜沉深思，依据资料，一一展布坚实证据，供世人参考裁断，岂可流于好高骛远，哗众取宠？
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独成专门学问，论题繁富，名家辈出，专门著作，专题论文，中西俱不断问世，其人才之众，著作之丰，亦足以显示一代显学。方之前代各类朝代之史，是为新出，其识议分歧，论断抵牾，尤为胜过各代。形成学界分野，却不免使世人犹豫，学子迷茫，则我辈亲身治史者，更觉有为世人厘清之责。鄙人在位执教，颇觉责任重大。其初即立意留心，在钻研论题之外，期望累积所学所知，专以结论式手法，出而澄清一些同道中反复探讨之结论，结集以示之后世。
鄙人在港原计就近代史大事，每项综叙其可靠之研究结论，提供世人以至学生参考。先自英国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_公案做了一个大致轮廓，简要提示多年累积识断，近年有机会收载于纪念业师郭廷以先生忆往的琐记之中。事实上，我早在二十年前在香港亦着手做各样笔记卡片，供为参考。具体的一件，是要为鸦片战争先作一个史识澄清，原有纲目，并在当时告知门人郑宗义，要他为我采辑这一代有关鸦片战争之论文。他在我退休之后，先后为我寄来三大包有关鸦片战争之论文，我也多半全经阅读，可是二十多年也未得时机写出来。
在我退休之后，可以酌情从容整理向日尘积之一些须做的工作，亦渐次付之出版问世，承学界同道爱护与肯定，竟至颇得识者揄扬，而国内出版家屡屡垂青，迭求书稿。遂至想及鸦片战争及二次鸦片战争这类陈旧论题，百年来各家著述，何止累千百计，固是百家争鸣，而观点分歧，矛盾抵牾者甚多。吾为此事史家之一，虽无暇一一辩驳，而在本国上下影响而言，不能不顾恤后世同胞学子，以免其受到误导。因是在近代史领域，先就鸦片战争作一点史识之澄清。既拥史家讲席之职，亦是重责所在，不能逃避畏缩。
若除开晚清当世名家夏燮、王之春等撰著中西关系史书，不当做中国近代史的早期形式，其真能被治史之家把中国近代史造成一支新兴的史学门类，为期俱当在共和民国肇建以后而逐渐成形，到今尚不足百年。唯在大众共喻知识，一般常识，无人不知有鸦片战争这段史实。
唯今在近代史领域专谈鸦片战争。在这百年期中，亦早有姚薇元、牟安世、陈胜粦、萧致治、茅海建等学者之专书（除姚薇元之书外，其余俱在手边），各具宏论要点，亦足备一般参考。再加上更多的中国近代史中之专章，史家之多，难于缕计，亦无不详述鸦片战争史乘。是以原始历史故事，细微关节，已多展示于世。而其难于掌握者，则在于史识。今已为史家淘洗百年，似应统察全局，折中百家，提供世人可参考依据之史识。宗旨不在与西方学者争较论点，而在供国人易于采辑研判，而自酌定见。
在香港讲授多年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的故事自是反复陈述不下十次。原计做一点史识交代，此事也与门人郑宗义谈及，已如前述。原计自是专谈观点，不讲史事过程，想想由其中各家引叙史实者何止百家。势不能再循老路，可省大量篇幅。只是退休回台北之后，而个人编债文债，却仍大量涌来。回台期间仍是百忙，所做何事自无须列举，可一查鄙人著作成品与年期，应能证明我未出虚言。不过当我在恍惚犹豫期间，已有学者早我着鞭，就是1998年台北国史馆所刊印，黄宇和（John Y．Worg）教授著《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全书574页，唯其抒论主体俱在前三章共63页，其下则是现存英国档案局（Public Recorld Ofrice）的史料提要。所编很具体，观点亦周顾全面。于今近代史中专门研治鸦片战争之众学者中，黄氏固是后起之秀，而在三十余年长期钻攻此一专题言，俱是后来居上，迈越群伦。我读其书，深表佩服。如此一来，我是不是还要再写鸦片战争史识之重建呢？我的回答，仍是要写。黄宇和在鸦片战争史一门投注三十余年精力，在英国就便长期勤阅档案，论功力之深厚，同道中无出其右者。我在此先作交代，明确称赞其成就。唯我仍要举示我个人的鸦片战争史识，并无较量之意，黄氏观点，我是百分之八十同意，并肯定黄氏贡献。只是我起初设想做法与黄宇和不同，是各有表达，却不相冲突，敬请识者看成另一种表达方式。我还会以生平五十余年研治近代史的一个负责的史家立场在此郑重推荐大众要阅读黄宇和这本书，我的信念也就是说，大可以增长历史知识。
一、鸦片战争命义
自从学界辟建中国近代史一门学科，百年来，连一个题称命义也出现诸多歧说，本来中外学术自由，各逞其说，俱希望说服大众，使天下人接受。自然，鸦片战争这一个命义一直是中外学者都有，一般信从者众。不过也有几个有势力的新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西方世界。一个是主张这场战争是贸易战争，申说是由商业冲突而引起。此外一个主流观点，认定这场战争是英国争取国交平等而战。另一个是文化冲突之战争，申说是由于两种文化冲突而引起的。不过历经时代淘洗，在70年代以后，这类学说已难有立足之地。这根本是为帝国主义者洗刷罪恶的曲说，不能使人信服。我在1968年受聘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任高级专家（Senior Specialist）驻校一年。在那里就听人说，这类为帝国主义做掩饰的理论被称为imperialistic views，而学者则被称为imperial Professor。但凡这类学者，已为学界所不齿。我不盼望人们相信我的话，但推荐一读黄宇和所著《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其中第二章（页23—41）。黄宇和自1968年起到英国牛津大学研读，取得博士后，长久在澳洲任教。最重要之点是黄氏三十余年来专攻两次鸦片战争，是最专业也最专精的鸦片战争史权威。
黄氏全书574页，而重要观点则集中在前面40页。如此篇幅自无法直接引括，我只能在此挑选几点，作提要式的展示黄氏论断。
第一，英美人士自有严正公平观点之人，一开始就认定这场战争是由鸦片所引起的。这是当时在1842年刊出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oy）第11期，其编者声言驳斥美国总统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回护英国曲解战争的言论。这位出面的编者，就是美国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裨氏评斥亚当斯并严正声明战争因鸦片而起。最重要的讨论是黄氏指出，当时直接参与战争的英军军官的记载，自有杀气腾腾“远征中国”之说，有具实况表述的“对中国战争”之说，而亦有明确直书的“鸦片战争”即英军官肯宁汉上尉（Captain Arthur CLmynghame）所著，原书名：The Opium War，Being Recollections of Service in China，1844年印。黄氏在其书正名鸦片战争，在其书中对于前此英、美、德史界各汉学家的玩弄文字游戏，曲解战争命义，大加奚落嘲讽，并多举示人名。举证确实，论点有力。
第二，黄氏个人在其学术信持上坚定的论断。黄氏的研究是艰巨而繁重的，是花费三十余年深研的精力而获得，他通彻讨论了全面西方有关的著作，并深入判析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向外扩张，自其基本信持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以至19世纪在亚洲、非洲的武力争伐而形成。自然也深入讨论到英国视鸦片贸易为大利所在，经营印度种植与争占中国市场，做彻头彻尾分析。他用大量篇幅提出研判鸦片战争命义，可以说是研治最精的识断。大量篇幅无法引括，却可举示一段扼要结论：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以棉纺织业起家。英人开了汇票，用来买美国人的棉花，以供应英国的棉纺业，美国人拿了那些汇票到中国买茶叶，中国人拿了那些汇票买片，英国人拿了那些汇票买茶丝。鸦片的暴利让英人除了拿回原来的汇票以外，还有大量的盈余，在中国买新的汇票把盈余汇回老家。老家的人拿了新旧汇票，又向美国买棉花。茶丝的高利润，又能让英人买更多的棉花。棉织品丝织品又带来更多的利润。而茶丝棉花的进口，棉丝纺织品等的出口，又让英国的服务行业如银行、保险、包装、航运、法律界等蓬勃发展。如此这般，鸦片的垄断贸易不仅是一本万利，而是一本万万利。为了保障和扩大这一本万万利，英帝不惜发动两次侵华战争，一直把清廷逼到把鸦片合法化以后才罢休。这两次鸦片战争若不是鸦片战争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无论西方名流和学术权威如何乔装打扮，玩什么文字游戏，都是无法抹掉的。
黄宇和的宏观析论，很令人称赏，背后也是基于多年深入研究。他已引据他自己的个别论文，有其多面的一些专文支持，而今只是总结所见，背后有深厚实力。
现在回到我自己的经验，对于鸦片战争之标示，是久已坚持之信念。早的不说，我自197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中国近代史，我的讲义全用鸦片战争并同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我所教门人就在此校有1066人，也有一些门人献身学界，俱可作证。我不及黄宇和能在英国澳洲独立担当，凭恃学问发抒宏观论断。在这一命题上，有两个学界熟知的史料，凭一般常识俱可判断。先说第一个，1940年2月20日英国外相子爵巴麦尊（Viscount Palmerston）致大清钦命宰相书。由全权代表义律（Chales Elliot）到天津大沽口外，送交直隶总督琦善，转呈道光皇帝。这是一封很长的文献，在当年就有两个中文译本。其一呈皇帝之本，被收载于《筹办夷务始末》，谨慎的学者，包括先业师郭廷以先生是采用此本，郭氏并附注指明。另一中文译本载于《史料旬刊》第39期。我亦曾全读此两种译本。近时又有大陆学者胡滨先生在中华书局刊印《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其书下册载有“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亦可参看今时自原文所译出之文献。此在史家常识俱知。当然论史实言，我们仍须看重道光皇帝所亲见之本为最必要作论据。固是在1840年9月（中历八月）就展开世人所习称的大沽会谈，重心自在要求赔偿钦差大臣所焚毁之鸦片烟价。一直到粤东谈判，赔偿鸦片烟价，反复交涉多次。最后琦善与义律谈定，中国须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系在粤东议定。我们世人若不头脑昏聩，俱能知道英国派兵东来是讨鸦片烟价之损失。其具体要求条件，在书件后附有订约大纲，亦明订赔偿烟价与军费项目。这一文献的重要性，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关键的，因销毁鸦片而兴起的一场战争，这是主导之源，英军在华行动，全权公使的策划与交涉立场，完全以此为据。套民间戏剧的一句，常用的台词就是“照书行事”。这份文件易见，竟可取来细酌，听中外学者各自领悟。
最后看所结果实。自1840年英国占领定海以至1842年英军进入长江兵临江宁城下，终于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中方钦差大臣耆英及伊里布与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签订《江宁条约》共十三条。其他条款不说，可看其第四条所载：
因钦差大臣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将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元补偿金价。
似此条文岂不明白看出英国出兵攻华，是为讨偿烟价而来？单看此一结果即可证，此一战争，宗旨在于为追偿鸦片被销毁而前来求偿。至于其中第六条赔偿军费一千二百万元，乃是求偿鸦片而用武逼迫中国屈服的开支。若早屈服，开支自少，赔军费亦必远出此下。主从之间，亦可判定，英国派兵远征，自是为鸦片损失而来。
二、两个关键性的开战动因
历史推移演变无情，古今来造生英杰，淘汰庸劣，可见历史成败。一切民族国家之面对，关系荣辱递嬗，亦生死存亡所系。我人研治近代史，阅历世变相乘，举世披靡，各民族国家，无不需秉持文化国力，以当狂潮冲击，各族存亡成败，屡经见之，岂可委之于命运。但凡主政者，当世者，俱当盱衡世变，思考因应。鸦片战争正见出中国遭遇世变之冲击。无论当权之大吏，草野之处士，即俱承受考验，激迫其筹思担当之智术。
此处所提示论题，不在评骘人物，而在检察承遭一场战争之动力，以供后人之面对其他变局。鄙人浅见，以为鸦片战争之必然激起，乃是基于两个事项的展现，而使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其一，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
这个故事在此不需重叙，在史家多人共知，著作层出。观其始末可阅读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中英关系之转变一章。
原始动因是由于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思想盛行，一致反对专利独揽，因而冲击到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napany）在华贸易的专利贸易，而英国政府就在1833年终止东印度公司的专利许可。这正是一个新的局面创生，英国的对策是开放印度洋、太平洋广大地区自由贸易，间接就冲击到在中国的贸易体制。这也正是考验中国主政当局、地方大吏的智慧能力的时机。这个历史论题，史家抢着去做，其中从英方转变讲起，一直叙到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激愤致死而止。而诸名家之中，要以日本学者卫藤渖吉教授所撰《炮舰政策的形成——论1834年中英关系的转变》为最精审深入。卫藤渖吉曾多次到过南港近代史研究所，见及其人，未尝接谈。然卫藤在日本名望极高，是著名中国通。卫藤此文自称是微观研究，追溯到东印度公司对于印度、中国商贸之独占以及在中国广州形成的对欧洲商贸的特殊制度，均一一有所交代。而大部重点仍放在1833年英国终止对中国商贸的专利，将广大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贸易完全由英商自由贸易，其情势自然间接冲击到中国固有的对欧贸易体制，必定形成重大冲突。虽然卫藤所站的立场是经济帝国主义，肯定英方作为，但其研究英方背景来历，以至历经各家论辩，不但资料丰富而且包罗全面，分析深入，最后不可避免地形成英国炮舰政策。对于中国的国力不竞、因应乖方，自是一眼看穿，毫不同情。不过要了解英国近代对华态度政变的线索，则是深细而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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