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 德国籍。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系副教授。
　　另著有《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 2003），编有《战后欧洲的记忆和权力：过去的现在性研究》（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2002）和《1945年以来的德国意识形态：联邦德国文化和政治思想研究》（German Ideologies since 1945： 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Culture of the Bonn Republic， 2003）。

　　德国知识分子对两德统一作何反应？他们如何看待德国的民族身份及其国际新地位？本书是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考察了德国人变化中的民族观，讨论了它们同纳粹时代的关系，也清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政治思想的广泛发展——同时批判地反思了德国作家、思想家长期以来的一些思维盲点。
　　米勒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部对统一持防范态度，为什么统一尤其将左派逼入了一场至今有待克服的大危机。他分析了君特·格拉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其他一些所谓“怀疑的一代人”的回应，这些知识分子同两次大战之间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相决裂，他们将自己重新树立为改变战后政治文化的一代“民主精英”，并试图在1989年之后再次发挥类似作用。他讨论了“宪法爱国主义”这个德国观念，也讨论了“1968年一代”的反民族主义，并且首次全面地分析了德国“新右派”。本书写法明快而优雅，它评价了关于民族国家之前途的激烈论战，描述了德国的公共记忆，并且更宏观地反思了知识分子在后极权社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

　　第一章　1945年以来西德的民族、国家和知识分子：历史的公共用途
　　界定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过去就有种种困难，由此可以想见，在1945年以后，德国人不太能够认同两个分别以英美式民主或苏联共产主义为理想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并且承认他们的合法性。西德没有被纳入与民主德国同样的轨道，反映了大多数民意（对此还可以争论），即便如此，与其说人们是欢迎民主，还不如说是对它逆来顺受。上述两个体系同“1914年精神”、“1914年理念”天然地冲突，而它们恰恰褒扬深刻的德意志“文化”而贬低狭隘的西方“市民化”（civilization），并且指导了德国民族方案长达30多年。提出这些民族主义理念以对抗与法国大革命相连的西方民主理想，并且为其合法性辩护的主角正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历史学家。
　　两个分裂国家的建立仿佛是明确回答了如何在中欧容纳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个所谓的“德国问题”，因为两个国家很快就牢固地融入了各自盟友的营垒。与此同时，两国分裂却又重新开启了更老更原始的在1871年之前存在的德国问题——德国是否有朝一13能够统一。但分裂也把德国问题同一系列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两种意识形态系统隐含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方案，由于它们的冲突，民族问题同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又进一步反映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问题上。雅尔塔体系有一个核心问题：两个德国的问题和两个欧洲的问题是一对并行的问题，因此看似也应一并获得解决，但是远远不能确定的是，德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是否会为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给出必然相同的回答。当两个德国于1949年成立之时，自由、和平和统一似乎都是最高使命，但它们相互却不兼容。一个民族能以两个国家的形式存在吗？新建立的两个国家会不会塑造起新的相互独立的民族意识？知识分子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倾尽全力去推进民族主义方案呢，还是会最终接受看似“非德国”的两种政治系统，转而支持各自盟友的再教育方案？他们将怎样对付德国的“后法西斯处境”？德国人尽管遭受了纳粹主义的幻灭，却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心存疑忌，他们又怎么面对这个情况？换言之，对于德国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民主缺失”，什么才是一个恰当的回应？后来被称为一次彻底的文明断裂（Zivilisationsbruch）的大屠杀。是会遭到遗忘呢，还是会以历史记忆的方式融人战后新的民族认同之中？甚至说，此类记忆能否成为某种合法性的来源？于是乎，德国问题除了是德国人内部和欧洲格局上的问题之外，还隐含了一个“犹太人问题”。其后果就是，1945年后德国国家主权上的任何变化，都会跟纳粹往昔这一特定形象——至少是在象征意义上——联系在一起，并且牵连到过去和现在的犹太人。建国和两种文化
　　无论是东是西——尽管在东德尤甚——德国人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最初反应都是国家主义（etatiste）的。在西方，联邦共和国的建国之父们采纳了一些流亡者的“尚武民主”（militant democracy）观念，即有能力抵御敌人的民主，从而谋求种种强有力的体制手段来抵御反民主运动，以补魏玛共和国之不足。换言之，西德对待法西斯这段历史的办法是把法西斯新威胁的可能性“内化”，并且以一套民主的、从理论上说不可摧毁的宪法秩序对之加以监控。一个具体后果就是把新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一道作为“内部敌人”加以查禁，这个措施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与此相对，民主德国遵循传统的反法西斯主义教条，针对法西斯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彻底改变社会结构——特别是摧毁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精英阶层。正是由于这种全盘转型，国家领袖们便可想当然地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在民主德国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一切残余的法西斯分子都被排斥到了联邦德国——甚至连希特勒本人都被看作是一个西德人。法西斯主义被有效地“普遍化”了，被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无处不在的潜在可能性；却也被“外化”了，以至于似乎法西斯主义威胁如今只会来自民主德国外部，尤其是西德。于是，不论是东德还是西德，她们的建国都表现为公开否定民族社会主义这段过去，双方都不同程度地以反民主的方式防备着自己的国民，双方都同“另一个德国”针锋相对，各自把对方看作过去的遗孽。西德人把民主德国看作极权主义的一个例子，而民主德国的宣传机器把联邦德国描画成骨子里的法西斯。在此意义上，两个德国的建国都是双重的否定。
　　鉴于双重建国这一背景，知识分子很快就发出了声音。几乎是紧随战争的结束，历史学家就奉上了他们对纳粹时代的现成解释，而几乎众口一词，都是“浩劫”、“悲剧”、“宿命”和“恶魔”这样的语言。误入歧途的德国历史成了流行的叙事模式，而集中的焦点，一是揭橥于农民战争的若干次失败的革命，二是l871年后德国的“普鲁士化”，三是“乌合之众化”的罪过。最后那个解释模式后来是特别流行，因为它开了口子，让人能够归咎于一个无影无形的东西——“乌合之众”，这样似乎就可以把罪责普遍化，从而变得不那么具体，与此同时，又可以开一条路，让人能够重新肯定个人和突出“人格”的传统价值。德国史泰斗弗里德里希·迈纳克（Fridrich Meinecke）与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认为“极权专制”的基础是源自法国大革命的乌合之众化，迈纳克称之为“民主化、布尔什维克化、法西斯化”。不可小觑，关于乌合之众化的这种话语表达了对民主的深刻疑虑。
　　迈纳克和里特尔还呼吁重塑德国的历史形象（Geschichtsbild）。然而，所谓重塑，不过就是改变某些采自1933年以前的概念和范畴而已。根据权力和文化的传统二分法，迈纳克批判德国军国主义和过度强调权力国家（Machtstaat）的做法，主张以“文化”来加以修正。里特尔同样抨击“权力崇拜”，但却试图把第三帝国从更早的德国传统中孤立出来，办法是以现代性本身的病态史来解释民族社会主义。在此类知识分子看来，民族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德国特有的现象，而是某些宏观走向的一部分——尤其是宗教、19世纪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衰落。合理的对策应是回归人文主义，尤其是基督教“日落之地”（Abendland，指欧洲）的理念。迈纳克鼓吹建立“歌德的共同体”，主张以新的方式供奉“德意志精神”。这类药方虽然事后看起来挺可笑，当时却非常投合复员老兵和年轻一代的文化饥渴。战后的那个阶段见证了一场高雅文化的繁荣，这甚至促使特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在1950年谈到自己去美返德一事时表示，“同最广义的精神事物的联系”是“紧密的”，并且“甚至超过民族社会主义攫取权力之前的那些岁月”。
　　对迈纳克和里特尔来说，民族国家依旧是历史分析仿佛不证自明的框架。日后的历史学家会批评他们继续强调民族国家，然而，采取某种更加欧洲化的视角这一趋势同样也是成问题的：它经常显得像是一种工具，用来为晚近历史的政治、道德责任开脱。许多知识分子事实上向往一个欧洲联邦，由“欧洲爱国主义”所维系，并且包括一个统一的德国，这个德国在东西方阵营之间扮演一个制衡力量的角色。但是这个立场恰恰包含着一种道德上的暧昧：德国融入欧洲难道不是以这个民族要处理好后法西斯处境为前提的吗？任何一种形式的普遍化，比如像在历史学家呼唤人文主义的主张中所蕴含的那样，难道不也构成了对德国问题的一种逃避？在普遍和特殊之间，这里并非必然存在矛盾。人们可以从普遍出发，例如从西方价值总衰落这一论点出发，而把德国看作这种衰落的一个特殊缩影。人们也可以说德国是一个例外，然后把它同更宏观的理论联系起来，以证明其他国家可以从所谓德国经验中学到很多教训。但是不同的出发点导致不同的后果。事实也表明，作为特殊性的历史，能否同某种普遍化立场协调起来这个问题，让德国知识分子颇感棘手，即使他们无心为本民族辩护，情况也是一样。具体而言，历史罪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决定了其责任也要由一个有连贯性的民族共同体来承担，这个问题从德国认同论战的一开始就是一个议题，并且在之后四十年里以各种不同形式重现出来。
　　当历史学家们寻找的解释多多少少是开脱罪责的时候，流亡作家们立即抓住了“民族良心”的角色，声称自己对过去难辞其咎，主张建立一个更好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比如安娜·塞格赫斯（An—na Seghers），1947年从墨西哥流亡归来，在她第一次穿越德国的旅程中写道：“此时此刻，德国作家们必须亲身进入这幅景象，去经受明明白白的清算。出于他们的天职，他们必须帮助其人民正视咎由自取的处境，激励他们去争取一个不同的、美好而和平的新生活。”
　　然而，如同这个国家一样，作家们也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其中最主要的发生在流亡国外的作家与试图在第三帝国幸存下来的作家之间。后一群体又进一步分裂，一部分当年就像瓦尔特·冯·默罗（Waltervon Molo），隐居乡间不再发表作品，另一些则与当权者发生冲突，被送上法庭甚至送进集中营。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代际分裂，就是战争时已经成年的作家和当时未成年的作家，后者不遗余力地呼吁清洗已经遭到玷污的德国语言。随即爆发了一场论战，一方是所谓“国内流亡”的激烈的辩护者，尤其是弗兰克·蒂斯（Frank Thiess），另一方是流亡人士，其首要代表是托马斯·曼，他谴责1933年至1945年之间在德国创作的文学作品。争议的核心一是审美与政治的恰当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二是作家有无必要担当政治角色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未来将是西德许多场知识分子论战的中心点，统一论战也不例外。
　　然而，这些分裂都先后让位于冷战所造成的东西阵营分裂。流亡作家在民主德国受到欢迎，获得很多发表机会，而在西德却被视为异己甚至叛逆。与此同时，许多西德作家取西方文化的种种概念以为标榜，例如“13落之地”被奉为圭臬，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大旗。东西分裂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一点在1947年10月柏林的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全德作家大会上苦涩地显示出来。
　　但是，有一些作家从一开始就试图架起沟通东西方的桥梁。托马斯·曼第一个提出，德国作家保持统一，须凭借他们的第一家园（He.imat），即德国的语言。1949年夏天，借着歌德诞辰200周年纪念的机会，曼特意将同一篇演讲发表了两次，一次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另一次在魏玛民族剧院。曼说：“我不知道什么占领区。我来拜访的就是德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而不是某个占领区。一位独立的作家，他的家园乃是自由的、丝毫不受占领之影响的德国语言，能够守卫并代表德国之统一者，若不是他，还会是谁呢？”他调用了一个传统的德国概念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由跨越邦国边界的共同文化所界定的一个民族，而非一个政治共同体——这个概念在18、19世纪德国处于邦国林立的分裂时期，曾经支援过民族主义诗人的主张。在此意义上，冷战和民族分裂看似加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而不是削弱了这个角色。像曼这样的作家可以扶文化以反政治，并且获取超越于意识形态狭隘对立之上的代表资格。去触痛——而不是去治愈——所谓德国的分裂“创伤”，而又超然于东西德政府各自直接的政治利益，成了作家们特意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公共使命。
　　紧接着战后的那个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起人文主义来了，不论其形式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宗教的人文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文主义都使用“新开端”、“青年”和“抉择”这样的语言，它们暴露了许多两次大战期问存在主义式的决断（resoluteness）之遗痕。从战场上归来的青年知识先锋采取了一种幻灭的倔强和现实主义态度：在“最后战役”（Endkampf，保卫德国本土的战役）期间，他们心中就普遍产生了怀疑主义和对宏大政治修辞的不信任感。这一点最鲜明地由《呐喊》杂志（Der Ruf）宣告出来，她的精神核心是反法西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某种混合体。两位1933年之前德共的党员，汉斯·韦尔纳·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和阿尔弗雷德·安德施（Alfred Andersch），在美国的战俘营里（POW camp）着手编辑《呐喊》的最初版本，试图把她变成“无家可归者”——反共产主义左派的喉舌。反共产主义左派是他们取自阿图尔·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一个字眼。《呐喊》作者们的“呐喊”——常常回响着英雄主义决断的纳粹语言——既是针对老一辈人的，也是针对流亡者的，只是在程度上远逊于前者。他们邀请流亡者同“德国青年一代”联合起来，然而他们的思想强调青年、以前线经历为核心，这就等于预先关上了联合的大门。《呐喊》一度达到70000册的高发行量，却于1947年被盟军当局查禁。
　　尽管如此，围绕在《呐喊》周围的群体，仅仅是一张大网上几个突出的节点，这张网有许多知识分子小圈子和亚党派组成，他们主张一条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发动一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式的运动，以争取德国的统一。他们的新人文主义，旨在回到“人本身”，但也是要建立一个不太现实的联盟，把“盟军士兵、欧洲抵抗战士同德国前线士兵，乃至把集中营里的政治犯同前‘希特勒青年”’联合起来。据信，希特勒青年和集中营幸存者拥有一些共同体验，这些体验具有“存在主义”性质，这便是此联盟将要依凭的基础，这也表明，左翼知识分子是多么倾向于破除道德上的壁垒，而对众多德国人协同犯罪的事实视而不见。在一个统一的欧洲之内，追求一条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德国将保持为一个国家、中立的国家，成为东西方的一座“桥梁”，就像里希特所表述的那样。当盟国查禁《呐喊》之后，她的中坚人物组成了“四七社”（Gruppe 47），一个松散的作家联盟，成员由里希特挑选出来，每年聚会一次讨论他们的著作——她成为早期联邦共和国内一个有巨大影响的文化、政治组织。

致谢
原作者的翻译及术语说明
导论
第一章  1945年以来西德的民族、国家和知识分子：历史的公共用途
第二章  君特·格拉斯及其批评者：奥斯威辛的形而上学
第三章  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宪法论战：“德国马克民族主义”对阵宪法爱国主义
第四章  忧郁、乌托邦与和解：左翼和自由派对统一的回应
第五章  马丁·瓦尔泽：德国式感伤和对德国的观点
第六章  卡尔·海因茨·博雷尔：重振浪漫主义和国家的审美化
第七章  从民族认同到民族利益：解剖德国新右派
第八章  为政治事物或记忆的私人化做准备：德国知识分子遭遇“柏林共和国”
结论
译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