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五勇
    1955年生，现任韩国SK集团品牌管理室室长。SK集团位列2007年“财富500强”第98位。
    1980年进入被誉为“韩国大企业智库”的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1986年和1994年分别任“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伦敦和东京驻员。1996年任国际经济室长，同时兼任“OECD工商咨询委员会”韩国委员会事务局长，从民间层面推动了韩国加入OECD。1999年历任韩国第十大企业集团——锦湖集团董事长宣传助理、常务理事。2000年任韩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KTB网络公司的网络本部部长，负责400余家投资企业的增值项目。
    2004年起就职于SK集团。
    主要著作：《人创造企业，企业创造世界》、《第五种经济资源》、《经营者与大众传媒》、《韩国加入0ECD和墨西哥的教训》、《韩国病》等。

    搞经济不容易，稍有差池就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变动，甚至是政治理念的对立。现在，韩国人的意识一直处在一种不统一的状态中，一旦超出了家庭这一社会最小的构成单位，彼此间就会尔虞我诈。国内的人如此，移民在外的人也是如此。可以说整个韩国正朝着令人失望的方向发展。
    但韩国还是有潜力的。韩国拥有世界先进的生产能力，并已经开始着手降低企业费用，提高企业效率。韩国正在比照世界，反省本国现状。韩国人信奉的是：虽然晚，但绝不是不可能。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是只有韩国在重复着发展、萧条的过程。因此，韩国要吸取教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序论
    搞经济不容易，稍有差池就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变动，甚至是政治理念的对立。现在，韩国人的意识一直处在一种不统一的状态中，一旦超出了家庭这一社会最小的构成单位，彼此间就会尔虞我诈。国内的人如此，移民在外的人也是如此。可以说，整个韩国正朝着令人失望的方向发展。
    但韩国还是有潜力的。韩国拥有世界先进的生产能力，并已经开始着手降低企业费用，提高企业效率。韩国正在比照世界，反省本国现状。韩国人信奉的是：虽然晚，但绝不是不可能。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是只有韩国在重复着发展、萧条的过程。因此，韩国要吸取教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失败的诱惑
    失败中必然隐藏着诱惑。迎合选民心理的不当拉票政策被称作是“政治商务循环”，它根据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反复出现。
    阿根廷是平民主义的天堂。在执政党弱势而在野党强势的情况下，政客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选举上，搞得政局一团糟，而国库却空空如也。本国的工业得不到发展，人民的生计大部分要依靠外资。一旦债台高筑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像工资冻结、社会管理部门弱化、通货紧缩政策泡汤等。再加上资本流出、经常项目收支恶化、地方政府财政管理混乱，这些都使之再次陷入了经济危机。20世纪90年代，日本为复兴经济分8次共投入了107万亿日元的巨额资金。但日本并没有进行触及根本的结构调整，执政的自民党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将其投入到桥梁、道路、农业等方面，日本也因此而失去了十年的发展时间。由世界顶级制造业所创造的财富被以最低的效率投入到了结构调整中，并因此而招致危机。由于日本财政赤字猛增，1998年末，穆迪公司降低了日本国债信用等级，这对于日本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羞辱。幻想没有风险的改革本身就有问题。1985上台的墨西哥萨里那斯政权在执政之初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确定最低工资、抑制经济过快增长、企业民营化、资本自由化等。但是无节制的金融自由化产生了大量的不良信用，导致储蓄率下降。甚至还出现了农民暴动。1994年大选之前，无视比索贬值压力的金融政策又引来了一场灾难。巴西在经历了长期的军事独裁后于1985年迎来了文民政府。但是无视市场供需的货币改革和定价政策却使日常收支赤字和外债而更加恶化。此外，由于公务员人数增加，政府支出的80％都用在了人力成本上。
    改革失败国家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暂时的发展看成是国家竞争力的全面恢复。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墨西哥大规模开发油田并因此而一夜暴富。他们迷信石油，以大举借债促成本国的发展。第2次石油危机之后，国际油价下降，墨西哥叫苦不迭。此外他们还错误地认为，20世纪90年代超级大国美国的繁荣是墨西哥繁荣的影子。
    贫富差距会延长危机时间，是另一个火上浇油的帮凶。贫富差距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并带来极端的小集体主义和道德的堕落。相对的贫穷使民众不愿再进行储蓄，国家由此而陷入储蓄率下降一日常收支恶化一外债增加的恶性循环。
    长时间的政治混乱、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使得民众对国家越来越失望，并与国家对立起来。舆论调查表明：阿根廷大学生中有43.1％的人表示将来会出国，这充分说明了民众的失望。厄瓜多尔在过去的2年间，有占总人口4％，约50万人到欧洲等地谋求生路。哥伦比亚确定2002年3月之前将与美国就签订问题进行协商。国际金融投机者所希望的外债膨胀、长期财政赤字、物价居高不下、频繁的政变和贫富差距在中南美洲遍地开花。
    经济与社会渐行渐远时，投资者对于市场也越来越不放心。正是因为如此，充满矛盾的政治局势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变以及腐败都是不能用经济学理论来解决的。国家虽然有政府首脑，但政客们只专注于一己的私利和政治权力。与实际效果相比，民众们只看到漫天飞舞的口号。虽然中南美国家建立了它们所特有的国家治理理念——社团主义，但在迎合选民的所谓民主主义和占绝对优势的权威主义下，却陷入了腐败、失业和危机的恶性循环中。
    成功的教训
    合理的社会中是没有不合理的。不合理需要用权力的正确运用和法律的彻底执行来解决。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纲纪可以在最低限度上团结社会成员。与突如其来的横财相比，等来的幸运更值得关注。我们可以在英国、北欧国家和美国找到这种教训的踪影。
    1979年撒切尔夫人就任英国首相。当时的英国在欧洲被认为是无药可医的病人。由为数众多的公有企业、臃肿的工会组织、财政收支恶化、过度的财政规定使得经济运行效率极低。撒切尔夫人掌权后，果断地推行了以削减财政支出、企业民营化、放宽限制和促进竞争为重点的改革措施。撤切尔政府将市场原理引入政府，进行了果断的整顿和民营化。1979年英国共有78万公务员，到2000年已缩减为46万名，降幅达40％。英国政府还对低效率的英国电信公司等20多家公有企业分阶段实行了民营化。为了引进外资和提高就业率，英国政府实施了金融自主化政策，包括大幅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取消证券交易手续费等，这也导致了1986年10月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大爆炸”改革。以1980年限制工会干部免责特权为起点，决定工会政治命运的斗争也开始了。政府接连出台了一系列的强硬政策，包括工会选举与决定罢工时进行匿名投票（1982年）、禁止工会间相互支持罢工（1984年）、义务加入工会（1988年）等。此举引发了矿业工会的全面罢工，在进行了1年多的斗争后工会举起了自旗。1979年共有2125次罢工案例，到了1985年就减少到903次了。推进结构调整的第3年，也就是1981年，撒切尔夫人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5％，但她仍果断地向沉疴痼疾亮出了手术刀。这些改革提高了国家竞争力，使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经济增长率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年平均增长3％以上，同时失业率仅4％。
    和英国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遭遇金融危机的瑞典、挪威、芬兰3国以市场信誉为武器摆脱了危机。由经济停滞引发的贷款不良现象刚一出现，政府就公布了各银行的损失评估额和处理预案，以期把市场恐慌降到最低。接下来采取了政府出资、捐助等补救措施。对于股东来说，他们可以减少相当于政府资助额的损失。1993年前后，危机基本消除，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政府进行了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放宽了对禁止解雇的各种限制、大幅减少了社会福利预算等，使财政走上正常运行的轨道。社会管理部门也通过民营化和裁员达到了精简机构的目的。
    自然资源不足而人口众多的荷兰和韩国的情况差不多。但荷兰的国家竞争力在全世界排名第4。丰富的人力资源是这个知识型国家成功的秘诀。77％以上的荷兰人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互联网普及率在经合组织会员国中位居第五。政府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人力资源并实现国家的团结。荷兰以填海造陆著称，在低于海平面的地方造陆需要一种超越阶级和身份的团结精神，荷兰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团结一致促成国家发展的。每一次面临经济危机时，他们都可以通过像缩短工作时间这样的让步精神来渡过难关。但这个国家也是有问题的。20世纪70年代这里是福利的天堂，但经过了第1、2次石油危机后，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也超过了10％，由此落了一个“荷兰病”的污名。
    结束恶性循环的是1982年的瓦森纳协议，通过这个协议切断了高工资一高福利一高失业的链条。
    历史上最华丽最富戏剧性的复苏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卖掉了洛克菲勒中心就等于卖掉了灵魂，经过这种反思后，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辉煌。其基础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里根政府打下的。里根政府坚持推行结构调整，美国企业通过参与世界竞争提高了自身的生存能力，同时也使国家的经济结构得到调整。里根拒绝采取增加公共事业支出、限制收入增长、给予补贴等传统措施，因而他的支持率降到了个位数。但他坚持推行自由贸易和放宽各种限制。根据法律集体解雇了反对罢工的航空管制员。取消对能源价格的限制，油价反而下降了；允许自由成立航空公司后，机票价格也下降了；直到911以前，航空安全也是呈上升趋势的。通讯费自由定价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带给IT行业飞跃性的发展。
    韩国的坐标
    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不经历危机就取得成功的。在失败与成功之间是危机的反复出现。在失败的国家危机反复出现，但成功的经济只允许危机出现一次。在这里国家领导人的信仰和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单纯为了迎合大众而进行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是不会取得任何实质性效果的。当前的韩国出现了日本式长期萧条的征兆，很有可能会发展到南美式的社会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说韩国的经济可以在短时间内复苏近乎自欺欺人。韩国不能使用没有把握的手段，也不能去期待迅捷的解决方案。韩国应该追求社会团结、秩序稳定、政府威信的保障。
    这时，建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就显得尤为紧迫。在失望中移民的韩国人所向往的并不单单是高收入，他们所呼唤的是能够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秩序和当自己丧失劳动能力时相信社会不会抛弃自己的信赖感。他们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由秩序和信赖构筑起来的社会价值观。即使是在像韩国一样拥有世界高水平生产力的国家，社会价值观也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过去的四十多年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这必须通过长期的教育，经过至少一代人的摸索才能实现。建立这种社会价值观需要很多时间，但若没有这种努力，连最基本的原则也确立不起来。
    政治、行政和教育是建立社会价值观最有效的途径。这些部门本应为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建立而努力，但是，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却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实现个人价值上。政治只是为了政权，社会管理只是为了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教育只是为了教育工作者的利益而发展。在这种无序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部门本身也在不断地膨胀。这样的恶性循环必须打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
    建立统一的民众意识需要韩国人自己来负责。急功近利的近视眼行为只会毁了韩国社会的前途。三分钟热度是办不成大事的。如果向往绝对的平等、排挤富有的人，那么谁也不会过上好日子。追求机会平等的结果是使相互尊重成为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此基础之上，财阀、高科技风险企业和工会都可以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但至时今日韩国社会依然陷于无休止的小集体主义之中，这完全是韩国人自己埋下的祸根。
    如果韩国人相信自己的伟大，那么韩国人就要忠于自己的原则。韩国人接受了民主的价值观，就要服从于它。明明知道自己病了也不去医院是一种蛮干。而能够忍受伤筋动骨的痛苦才是真正的勇气。韩国人应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机会，从失败的国家中吸取教训。在当前的情况下，韩国经济正以一种包容的态度来面对失败和成功。选择权完全在韩国人自己的手上。
    1  社会病理
    腐败·福利万能·信用不良·老龄化、移民
    腐败——没有道德基础，也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韩国赋税研究院在1994年进行了一次消费支出调查，通过推算他们发现：以大型食品商店为代表的服务业私营业主平均月收入为386万韩元，但是他们自己上报的却只有164万。无独有偶，零售店等小经营者也把销售额缩减后再上报。大部分小经营者通过少开具或是不开具发票来缩减销售额，有的经营者甚至连营业执照都不办，更不用提交税了。韩国国民养老金工团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韩国32100名医生中有5％，也就是2350名的收入已经达到赋税特例者的水平。同时有92人称自己月收入不到100万韩元。
    根据韩国国税厅发布的国税统计：劳动者平均每人的所得税由1991年的20.9万韩元上升到1997年的53.9万韩元，涨幅达158％。而私营业主的所得税在相同时间段内却只从94万涨到314万，涨幅不过62％。由此可见：私营业主的偷税漏税规模也是需要探讨的。
    在韩国，事实是这样的：平时为了孝敬税务人员需要花不少的钱，讨年过节又不得不意思意思，这就当作是保护私营业主偷逃税款的保护费了，此外警察局、消防队、区政府必须得打招呼。精神文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腐败不止使公务员收受贿赂，它已经在包括官商勾结、人际关系、企业招待、学校贿赂、征兵检查、教授职称评定、营业许可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深蒂固，民众已经不再相信国家的征税或是征兵等基本制度了，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是一落千丈。
    第二建国委员会于1999年进行了一次关于政治腐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25％的被调查者表示曾向政府贿赂过金钱或是请政府人员吃饭，这其中有75％的人认为金钱有利于办事。有的企业表示因为政府官员的无理要求，他们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与公务员的个人要求相比，政治腐败更多地来源于以事务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这一点是很让人吃惊的。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韩国企业的贿赂指数在世界19个主要出口国中紧随中国排第2位，这表明要在韩国进行国际贸易需要进行很多的贿赂。
    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韩国的国家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但腐败程度却越来越严重。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已经消失殆尽，人们不得不担忧韩国会不会再次患上严重的发展后遗症。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在90个国家中，韩国的腐败程度位居第48位，比起1999年的第50位前进了两个名次，但在国际社会上来看仍然属于中下层。韩国政府官员的腐败指数1996年为5.02，1997年为4.29，1998年为4.2，到了1999年更是达到了3.8，这意味着韩国正越来越腐败。腐败指数的评定标准为：将完全没有腐败设为10分，腐败蔓延为0分，丹麦的公务员连续3年排名第一。透明国际和第二建国委员会的调查表明：政府人员、高官的腐败是最为严重的。这一切都意味着：要消除政治腐败，转变领导层的观念是最为紧迫的。
    偷税漏税和黑市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对此韩国赋税研究院和奥地利约翰开普勒大学教授团的调查结果都给出了严厉警告。赋税研究院在1995年根据应课税收入标准制定了一份《经营者偷税漏税规模评估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经营者的实际月收入为376万4千韩元，但他们上报的却只有208万5千韩元。这也就是说：经营者少上报了实际收入的44.6％，相当于168万韩元，这一部分收入他们没有纳税。如果根据不同行业进行排序，建筑业偷税漏税率为54％，排在第一位，而后是服务业47.5％，交通运输业45％，批发业41％。
    根据经营者收入水平的不同划分为10个等级的话，收入水平位居前40％的经营者偷税漏税率为40％，这说明专业技术人员等高收入者的偷税漏税率很高。特别是第七等级的中上层经营者，他们上报的收入为209万韩元，但实际收入却是657万，他们的偷税漏税率是最高的。
    这同时也表明：必须要降低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国民对于腐败的冷漠。奥地利约翰开普勒大学教授团对世界76个国家的货币问题等进行调查后，推测全球黑市规模大每年约为9万亿美元。这大概相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的全球GNP总量39万亿美元的24％。发达国家黑市占GNP的15％，发展中国家为33％，其中尼日利亚比例最高，为77％。韩国为35％，居世界第8位。但是根据1G经济研究院的推算：包括除主流金融圈以外的私人货币市场、与腐败相关的贿赂、秘密资金、私营业主的虚假收入上报在内，到2000年末，韩国黑市为58万7千亿韩元，占GDP的13％。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发现：1974年韩国黑市占GNP的比例为30.4％，在1997年经历经济危机后比例下降了。这是受企业与金融机构运营透明度提高、税收增加、信用卡普及的影响而产生的。在黑市规模最小的瑞士、瑞典、美国、日本和奥地利等国，黑市还不到GNP的10％。如果说韩国为了克服危机而对反腐败投入了巨大精力，那么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和黑市规模就只能算是一种遗憾了。
    造成韩国腐败严重的原因有很多，行政管理过松应该算是罪魁祸首。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资料显示：韩国的行政管理水平在46个国家中处于最上层。腐败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它是可以提高经济效益的。如果把贿赂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加急费用，那么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它可以满足企业的发展愿望，并将政府里的官僚主义一扫而空，还可以确保民众的购买能力，这是因为它促成了企业的设立和消费者的生成。
    问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在麻痹市场机能的同时也妨碍了各经济主体间的公平竞争，阻碍了经济主体愿望的实现和发展。事实上通过透明国际腐败指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证明上述观点。在人均年收入不足5000美元的国家里，腐败和经济发展的相关系数是正值。也就是说，腐败对于经济发展是起积极作用的。但是这种关系随着民众收入的增长而出现了逆转。特别是在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里，腐败程度与发展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64。在经合组织成员国里，如果不清除腐败，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1997年的危机使韩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萧条，这可以说是因为韩国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清除腐败造成的。
    瑞典学者冈纳-缪尔达尔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如何缓和社会矛盾和消除贫困的研究，在他的大作《亚洲的戏剧》中，他指出：一个国家的贫困不在于资源和资本的匮乏，而在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是，韩国人在过去的3年中，除了承受经济危机余波的痛苦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什么。虽然经济复苏了，但道德却沦丧了，韩国也不可能稳定地发展下去，而这一切都取决于韩国反腐败的力度。
    亚洲四小龙中除韩国之外的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都在反腐败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以法律为后盾，以反腐败机构为中心对社会进行了净化。台湾地区监察院是作为五权分立体制中的一极而存在的；新加坡根据1960年制定的《腐败防治基本法》设立了直属于总理的腐败行为调查局；香港于1974年设立了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台湾对于腐败采取的是死刑、无期徒刑或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罚主义。在新加坡和香港，可以直接逮捕腐败嫌疑人而不需要逮捕证，而且当局还会追查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禁止其再就业、没收非法所得和来源不明的财产，这是近乎过分的严厉惩罚。除此以外。他们还会惩戒负债3倍于月工资的公务员，以期从源头上清除腐败。在香港，防治腐败的三大法宝是调查和处罚、腐败预防、教育和宣传。在这其中，教育和宣传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改变民众的思想，反腐败是无从谈起的。
    腐败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根据一部分学术界的统计：对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直接投资中，有大约5％沦为了贿赂。这相当于1999年对发展中国家的2080亿美元投资中有100亿美元被用于贿赂。有分析表明：在中国，由腐败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3％-17％。在印度尼西亚，公职人员甚至会为自己所收受的贿赂开具收据。1998年印尼不仅经历了经济危机而且经历了社会危机，其原因也就在于此。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社会主义国家迎来了自由市场经济，但他们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融人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变成了政府官员腐败的活动场。一边高喊着市场经济，一边滥用陈旧的国家管理体系为自己牟取私利，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这种体制的特征就是各级公职人员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如果正常的社会秩序不能维持，那么就会在经历危机和萧条之后最终走向社会的全面解体。前匈牙利驻美国大使杜尔德·博林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种政府高层腐败给新兴国家带来了经济困难。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也持同样见解。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不全是由金融问题引起的，真正的根源在于包括国家管理体制、司法体制、企业、政策和会计透明度等在内的整体问题。
    只要腐败存在，韩国就成不了发达国家。成功国家的经验是韩国消除腐败的一面镜子。

序
写在《韩国病》中文版出版之际
译者序
序论
失败的诱惑
成功的教训
韩国的坐标
1、社会病理
腐败——没有道德基础，也就不会有进一步的
福利万能——引入民间参与，扩大选择范围
信用不良——信用是社会最大的资本
老龄化、移民——与金钱相比，韩国看到的是希望

2、经济环境
金融——交易危险
企业负担——企业的存在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工会——习惯带来对危机的麻木
非政府组织——与市民主权时代相对应的责任
外资——全球化时代仍然有国界
并购——世界的大趋势

3、公共服务
行政——从统治到责任，从限制到影响
国债——通过减税消除赤字
地方化——没有能力就没有权限
民营化——同时实现公共利益与效率

4、政治、国际环境
南北统一——必须抛弃的双重标准
政治——终结君主式领导结构
东北亚自由贸易——首先实现金融系统的协调合作
新经济——创建稳健的商业模式

5、企业改革
企业结构调整——以确保核心竞争力为标准
财阀——确保效率的经营裁量权
高科技风险企业——网络战略、聚小成大
制造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和谐
企业家精神——世界性思维，区域性行动
数字革命——信息化奇迹的可能性

6、共同体精神
捐赠——富人的力量
贫富差距——市场的失败由市场来挽回
环境——空气和水将地球连为一体
教育——摆脱整齐划一，体现自律性
共同体意识——体现节制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