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到五四：翻译与身份想像<br> 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等环境都经历了一场“大变局”。在这场“大变局”里，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围堤的闸门已渐被侵蚀，趋于坍塌：民族国家的主体存在与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甚至面临着倾覆的危险。置身于这样的历史境遇，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个体身份的认同危机问题。正如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所慨叹的——曾几何时，自己只是一个“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但是“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的“簸荡”、“冲激”与“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然而，“为国人为世界人，盖其难哉！夫既难矣，又无可避矣，然则如何？日学之而已矣”。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由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过程所感受到的身份危机的彷徨与痛苦的体验可见一斑。<br> 具体说来，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变动频仍的政治文化局势、国际上中国政治地位卑下的双重侵扰下不得不陷入双重危机的边缘：一方面，1905年以前，由于欧洲的工业主义与商业事业的冲击，各种洋务专家、商人与买办等新兴的阶层或群体的出现，读书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受到挤兑；科举制的废除更使他们基本丧失“入仕”的政治机会和相对上层的社会地位，犹存于心的传统“士”的入世精神与被切断的现实“仕”的途径之间的深刻矛盾导致了知识分子巨大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顺应时势将求救的希望投注于他国时，由于中国政治地位的卑下和文化差异，在留学过程中他们无疑处于弱势的地位，而一旦他们力图以身融人异域文化时，他们又不得不面临着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危机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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