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宏，1951年生，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先后受聘于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政制史、通商口岸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著有《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梁启超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另有译著两种出版。

    《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旨在理清民国政制演绎的大致脉络，从国家政制建设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层面，展示民初西方取向的政制建设及实践概貌。内容关乎制度建设者有约法制定、政党建设及国会内阁诸端；关乎政治实际运作者有段祺瑞执政府对北洋势力的整合，地方意识的兴起及中国政治的区域化，以及晚清以来变幻反复的文武关系等。对于这些民国政制史上的重大问题，《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作者作了视角独特的观察和严谨深入的学术及思想诠释。列强及被视为“赤色帝国主义”的苏俄对中国事务的干预以及作为其反动的强烈民族主义宣示，系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其中一些事件通常被划归外交范畴，但考虑到斯时外交与内政“打成一片”、不复可分的特殊语境，故一并纳入讨论。《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也涉及学术与宗教，以其或与政治趋于一途、或与政治瓜葛纠缠，故多少染上了时代所特有的政治色彩。

    第一编  民国时期的政党与国会政治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辛亥年问各派政治势力最为关注，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也最招致非议的一句政治口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或许找不出其他政治口号曾经招致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批评。不仅历史当事人攻击，旁观者谴责，就连时过境迁之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几乎众口一词予以批评。其实，“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可以并且实际产生了促成中国政制近代转型效应的政治呼吁。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国人对共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当然是主要原因，但章太炎口号的适时提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既有的批判明显包含对于该口号作为历史文本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在政治实践层面，这一误读以及由此展开的批判反映了国家政制转型过程中政治利益的复杂性与政制思想建设的滞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北洋时期”议会制度在中国政治中被排挤出局的历史后果；在学术研究层面，则直接影响到了历史事实重建的准确与完整。
    1928年，当北伐成功、史学撰述也因一个时代结束而再现生机之际，章太炎尝撰文感叹清季民初无“信史”：
    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今又十七年。事状纷挈，未尝有信史。故旧或劝余为之，余犹豫未下笔。盖身不与其事，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干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
    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
    在太炎看来，为了“同志”之“光宠”而“书其美”并“隐其恶”，是导致清季民初无“信史”的重要原因。太炎曾“身与其事”，是革命的当事人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者，所言应该也包括对于这一口号的认知和历史评价。太炎之后，虽然历经数十年，对清季民初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对这一口号，也有学者提出颇具价值的学术见解，但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既有研究大多经心注目于口号之由来及其含义，对于口号产生的影响特别是革命党对这一口号持续不断的批判对尔后中国政制走向产生的影响却较少留意，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政制史研究中最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部分。
    ……

序言
第一编 民国时期的政党与国会政治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梁启超与宋教仁议会民主思想之比较
民初国会制度衰亡之政治语境分析
胡适与1934年全国考铨会议

第二编 权势转移与民初政治格局变化
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
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
苏俄、中共与国民党的“左右”分化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第三编 民族主义与北伐前的中国外交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的外国因素
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
北洋外交与“华府条约”框架的突破
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
北伐期间的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人问题

第四编 泛政治化背景下的民国学术与宗教
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目标与取径辨析
趋向政治化的近代中国学术
“人权”讨论与胡适的政治思想
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与中国的反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