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因缘趋利,即经济困顿下的利益驱动是各级政府乃至普通民众藉烟求利的经济动因:在近代经济衰退、财政窘迫的背景下,无论中央政府还是河北(直隶)地方政府多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征税裕财,而且严禁期远远少于弛禁期;生活重压则驱使部分民众将种植、贩运烟毒视为冒险谋生的手段;对官府而言,“缘”即手中的公权,对民众而言,“缘”即地缘、业缘及社会调控薄弱所造就的一切机缘。其四是不良理念,即烟毒之所以长期存在,应该从风行社会的不良文化理念和社会心理中寻求更深刻、更宽泛的答案。“鸦片文化”一一这种上层社会的所谓高贵生活方式对下层社会的示范作用不容忽视,视吸食烟毒为时尚的社会心理延续到民国时期;以烟毒待客,尽管令人悚然,却是近代通行的社交潜规则;贫困百姓吸食烟毒更令人关注,有的将烟毒作为“麻醉剂”,借以逃避责任,更多的苦力则以烟毒做激发体能的“兴奋剂”;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鸦片烟毒还是穷苦人家医治病痛的“良药”。在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交相影响下,烟毒乘机而入,应运风行。
笔者认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是当代中国政府的既定国策,那么,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以近代河北为个案,挖掘出深藏于近代禁毒斗争成败得失背后的诸多因素,以供我们思考和借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