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
2008年，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第30个年头。回顾和研究这30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从历史的经验和已经出现的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献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国发展经验，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之间的独特关系，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从社会主体发育即自主性发育的角度看，对这30年中国社会结构和生活的变迁路线图基本上可以作出如下的概括：从“一元主体”向“一体多元”结构不断迈进，从总体性社会向集中和多样化共存的社会不断迈进。具体地看：在社会阶级阶层方面，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向利益分化日益明显、新兴阶层不断涌现、阶层结构高度分化和复杂化转变；，在社会管理方面，从国家一单位一个人的一元管理格局向在社区层面多种力量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的格局转化；在福利供给方面，从国家力量支配下的再分配模式向国家、市场、社会、个人多种力量共同承担的模式转变；在社会认同方面，从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向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体系认同与其他亚文化认同共存的局面转变；在社会动员方面，从完全依赖于执政党的集中掌控向由依据特定利益诉求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分散决定转变；在日常社会生活方式上，从泛政治化向每一个个体根据自我认同、自主决定的方式转变。
上述自主性和多元性的发育和生长，标志着中国已经走上通往开放社会的道路。开放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悖论性存在，一方面是自主性的全面和高度彰显，另一方面是反自主性现象（包括各种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大量涌现。中国社会这30年的变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取向的引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同传统中国文明相互碰撞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从制度变革角度看还是从生活变化角度看，中国过去30年改革的步骤安排都不具有革命性变革的性质，而基本上是按照“冲击一回应”的渐进的、实用主义路径推进的，旧的因素和新的因素相互交织，变革和再结构化总是同时进行，相互勾连，逐渐塑造出一个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同的独特的开放社会逻辑。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没有一种制度和生活具有根本的新意，也没有一种制度和生活依然停留在传统阈限中岿然不动，各种从逻辑上看似相互矛盾的因素戏剧性地勾连在一起，相互对立又彼此支撑。这种开放社会一方面在有效地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另一方面还是不可规避地制造出许多新的独特的矛盾，妨碍着我国进一步的发展。面对改革开放30年所形成的这种社会格局，启动新的改革的要求被不断地提出来。但是，中国独特的变化逻辑及其所促成的独特的社会结构提醒我们，后续的任何改革既不能完全承继过去30年的改革思路和模式，亦不能简单地采用线性的思维方式，既不能照搬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的路径想象，亦不能以为只要抛弃那些在改革开放以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不被西方逻辑所接受的制度沉淀，中国的所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相反，我们更应该理性地认识到，每一个改革者，每一个改革举措，都深深地嵌入在既成的社会结构中，会被不断地卷入到这种社会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我们不仅要思考如何用新的改革来超越当下的困难，亦要思考简单的割舍传统何以可能。一言以蔽之，在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新的社会改革需求面前，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转换思维方式，既高屋建瓴又扎根具体现实，在制度与生活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问的复杂互动关系中推动制度的变革，构建起既尽可能地释放社会生活领域的自主性又有效保卫社会的制度体系。
第一节 制度与生活的关系辨证
一、研究视角设计
不同研究者之间在学术取向和关注的问题等方面各不相同，在研究视角的选择和研究范式的设计上自然也存在各种差别，因此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如社会资本理论、组织社会学，等等。其中，源自于西方政治社会相关研究的“国家一社会”视角在国内学术界受到较多青睐。概而言之，这一视角具有几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主要基于西方社会的公民社会理论构建而成，其中的“社会”主要指涉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第二，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论的权力对应和相互约束关系，其张力也不能消弥，任何消除这种张力的努力要么导致总体性社会，要么引入无政府状态；第三，其价值取向是形塑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公民社会，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依照这一视角，我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被国内外相关研究者普遍认为是国家逐步“释放”社会、社会不断自我发育并试图与国家争夺权力的过程。
但颇为吊诡的是，“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始终与社会生活实践之间存在着无法摆脱的张力：首先，这一分析框架植根于西方的经验而非中国的生活实践，后者所呈现出的多元现代性的丰富内涵已经超越了“国家一社会”范式所内含的简单的线性分析所能描绘的图式。具体言之，我国1978年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是在一个没有西方公民社会传统的背景下发生的，社会变迁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都极具东方乡土文化特征，并且是在1949年以来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关系等复杂传统下产生的，是一个在保持政体连续性的前提下由政府推动的快速市场化的变革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受到全球化与信息化、工业化与后工业逻辑的影响。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由制度变迁、机制转换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实践内含的丰富化，已经远远超出“国家一社会”框架本身的理性思考。其次，这一分析框架注重在宏观层面阐释力量格局转换，难以切人中观与微观社会实践，难以观察到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的观念、行为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换言之，“国家一社会”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层面的各种管理制度设计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
有鉴于此，我们尝试着构建一个“制度一生活”的分析框架，试图以其更为有效地呈现和解读1978年以来30年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过程。在这里，“制度”主要指涉以国家为主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社会管理制度，其与社会性、观念性制度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制度丛”（cluster of institutions）；与制度关联的“生活”则局限于人们日常的非正式科层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区别于高度工具理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自主性”指镶嵌于生活之中、运作生活和改变生活的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化——不是纯粹工具理性，而是多元化的和混合的理性——的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的行动。制度构建的直接目标就是安排生活，通过调控生活主体的自主能力和行为取向，使生活处于具有科层特征的秩序中。“制度一生活”的分析框架并不背离“国家一社会”范式的价值取向，当然也不否定社会力量约制国家权力的企图（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制约关系通俗地说就是如何制定和实施制度的问题），但它具有“国家一社会”范式所不具有的某些触角和学术敏感：第一，它力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透过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来解读制度与生活之间的既相互渗透、相互建构又相互矛盾的动态关系；第二，它努力分析在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力量格局下，以及一个“权利”意识基本没有发育的社会中，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力量关系以及二者是如何相互改变的；第三，它尝试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关系中分析社会力量和权利意识的发育和成长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转变逻辑。
以自主性的生长情况为标尺，从制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变化角度出发来分析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变迁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以前，我国在特定政治和经济目的支持下，基本上构建起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单位制、人民公社制、户籍制、阶级分类制以及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由此被组织起来，总体性社会基本形成。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社会生活被纳入国家设置的制度逻辑之中，自主性被这些制度所管理，也被这些制度所遮蔽，权利意识几近销声匿迹。这套社会管理制度构造了平均主义的福利渗透模式、集体主义的工作与生活伦理、共产主义理想主导的意义系统，并使三者间紧密匹配、相互支持，最终实现了社会成员以阶级为轴心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但是，这套社会管理制度是在封闭的民族国家内部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而生产出来的，自上而下地作用于社会生活领域，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自主性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独立性。由于这套制度对自身安排社会生活能力的过高估计，从而失去了对潜伏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可变性和能动性的敏感性和想象力，故几十年来制度本身在控制逻辑上很少进行过自我变革。
1978年以后，这套社会生活管理制度遭遇了挑战，不断被修改、抽空、重构甚至废止，人们的自主性不断发育，不断挣扎，也不断被释放，社会生活逐步走出科层化的秩序，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格局逐步成型。但是，在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生活领域的自主性呈现出矛盾性发展轨迹：在市场化力量与不合理的再分配制度的共同作用下，社会利益结构的严重失衡，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具体表现在不同个体的自主性之问、不同群体的自主性之问的碰撞日益增强，私人领域的自主性与公共领域的自主性发展不平衡，基础层面的社会认同不断失去原有的结构性制度支持。如何既能保持社会自主性持续增长的趋势，又能有效防止不同自主性之间的恶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发展取得卓越成效的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2005年，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正视第二阶段提出的挑战。调整再分配制度，协调利益结构，形塑市场与国家力量的权力制衡关系，以保卫社会即保卫日常生活领域的自主性的发育与成长，成为这一时期制度设计和改革的出发点。
正是在制度与生活的持续互动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入观察到在过去30年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过程中，制度对生活的渗透和生活对制度的创造性影响。而在这个过程中，认同结构与社会秩序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最具活力的领域所在。
二、以规训生活为目标的制度构建
自社会学诞生以来，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就成为其基本的思维方式之一，如腾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划分、涂尔干的机械社会与有机社会的区别、斯宾塞的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二元结构、帕森斯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虽然艾里亚斯等人对这种把社会发展历程简单化、抽象化和静态化的“状态”研究模式表示了严重的不满，但当这些语言已经构成社会学的基本话语，构成人们思维和意识表达的唯一工具时，又有几个学者可以完全超越“状态”模式而转入“过程”话语呢？当然，本书尽量把“状态”话语同“过程”意图结合起来论述，从制度与生活的具体的权力关系中探寻制度与生活相互改变以及各自自我改变的路线图。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制度都是以规训生活为目标的。在学术界，“制度”是一个有着多元内涵的概念，不同的学科、学者对之有着几乎完全不同的界定。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介入复杂的概念之争，只是从宽泛的意义上将之界定为调节社会成员行动的各种规则和方式。从不同角度看，制度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明文的正式制度，亦有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既有国家制定的制度，也有民问形成的制度；既有显性的制度，又有隐性的制度。在本书，“制度”特指由国家根据特定目的制定的，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具有普世效力的各种明文法令、政策、主流意识形态和规范；“生活”则限于非科层制的社会生活领域，是普罗大众在与他人不断发生关系的日常实践中所形成的存在方式，它既不同于高度组织化的政治活动，也不同于强调成本一收益计算的经济活动。一般而言，（1）制度具有统一的执行者，不同程度地在逻辑上符合理性主义法则，在组织上符合科层制原则，按照一定的预设而线性地变迁，可以还原为某个点；生活的主体则是由多元的个体或者群体组成，具有弥散性和匿名性，生活没有预设的逻辑可以遵循，具有灵活性、日常性、例行性、自然而然性、复杂和循环性等特点，不可以还原为某个点。（2）制度体现的是人的间断的、“话语意识”层面的反思理性（工具理性）；相反，生活虽然没有拒绝反思理性，但大多是以“实践意识”和“无意识”的方式发生作用，流淌在每一个行动者的生命历程中，并因为行动者的群体属性以及群体的记忆性而弥漫在这个群体的生命中。（3）制度构建的目的就是影响和规训生活及其主体的自主性，让生活符合理性主义的逻辑和预设，满足特定社会中特定主体的秩序追求。
虽然国家层面的制度同普罗大众的日常社会生活相距遥远，但是，（1）制度和生活之间始终是相互渗透的，没有不受生活影响而完全独立运作的制度，同样也不存在不受制度作用而纯粹自发和自然的生活，生活领域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在某些时候会转化为正式制度的内容，反之亦然；而且，（2）制度若不以管理生活为目的，其合法性也就成了问题。
简单地看，我们大约可以把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制度与生活的关系形态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二者基本上是同一的，或者说，制度基本上依附于生活而存留；第二种则是制度与生活之问的张力增大，制度支配生活、控制生活领域的自主性的严重膨胀；第三种则是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相对缩小，二者进入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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