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地方高校做过教师，后到北京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工作。《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观察：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后两本均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共和国一代访谈录》（华夏出版社“马国川名家访谈系列之一”）。其中《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曾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表一些评论文章，并被国内外媒体及各大网站转载。在新华网、光明网、人民网、CCTV等网站有文集，现为人民网教育频道的专栏作家。写作文章主要涉及教育、法律及时政等领域，尤喜时评写作。愚以为，时评应该理性，但又“常遣温情上笔端”；应该宽容，但又针砭时弊不留私情；应该迅捷，但又有史家的胆与识。这或许就是时评的最高境界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观察：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是著名记者马国川对26位社会名人的专题访谈录。这些热点人物，既有政治家、法学家，也有社会学家、改革家还有文化名人，其中包括易中天、江平、周瑞金、丁学良、巩献田等轰动一时的人物，他们治学兼问疾，沉静而活跃，生动中不乏平实。对话发生在2007年，访谈录发表后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所议所论，多与社会新闻热点如物权法争论、重庆钉子户、读书换帅等事件有关。马国川的访谈，第一层面，为我们披露了事件真相；第二层面，拉近了我们与名人的距离；第三层面，夹叙夹议，受访者与访问者之间富有穿透力的深入解读，使时事话题得以超越当下，横贯沧桑，具有了非凡的历史感，凝重而悠远。

　　易中天
　　【采访手记】
　　真的不想凑热闹，但是当读了易中天的作品《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以后，我还是决定去采访他。因为我觉得，日益走红的易中天其实被媒体误读成了一个浅薄的“学术明星”，而我认定，他是一个有相当思想深度的人，在他充满了机趣的言语背后，沉淀着宝贵的启蒙精神。
　　当我坐在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一楼的茶座里，向易中天讲述完对他的认识后，他一怔，喃喃地说：“我原来以为和其他采访一样，就是挖花边新闻的。我得考虑考虑。”考虑的结果，是他接受了采访。和在“百家讲坛”上谈笑自若不同，面对记者的问题，易中天语速很慢，有时甚至是字斟句酌。但是这种斟酌绝非缘于苦思冥想，而是缘于一个思想者的缜密——他在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更准确更充分。
　　在第二次见易中天的时候，他说起了在新疆大学演讲时的一件趣事。一个大学生在提问时，双手举着发表采访文章的《经济观察报》。
　　再后来，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易中天的《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的大陆版。出版社按照易中天的要求，寄给我一本样书。通读之后，我慨叹易中天的识见与才气，也深感自己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易中天突围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家就靠我父亲和我两个人维持下来。”回首往事，易中天颇多感慨。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易中天仅是一个少年读书郎，怎么能够养家呢？面对记者的疑惑，易中天解释，那时候他们全家有祖父、父母、两个弟弟和易中天六口人，“父亲拿的是副教授工资，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有特供，而我是中学生，粮食定量高，所以是全家吃我们两个人的。”
　　易中天生于湖南，但是六岁时就随着父母来到长江边的武汉。他的父亲在中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担任讲师，讲授会计学。
　　“他的情况很奇怪，”易中天这样描述父亲，“‘文革’前他是职称低、待遇高。虽然只是个讲师，但拿的是副教授工资。因为他政治比较进步，属于党组织信任的人。在人人都受冲击的‘文革’中，由于职称是讲师，目标不大，所以他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在易中天眼里，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中人，对政治没有兴趣，而且为人随和。“随和到谁都可以欺负的程度。我记的比较清楚的是工会经常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电影票从来都是最差的，因为他好欺负，他好说话，他说你在哪看不都是看嘛。”
　　在武汉，易中天度过了他的中小学生涯。他的生活环境也比较单纯，“我住在高校里面，我上学的中学和我父亲所在学校就只有一墙之隔。”
　　易中天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很小就开始，当然从连环画开始，然后读些什么童话，慢慢地进入文学名著，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中外文学名著已然读完。”他坦陈，虽然都看过了，但是“有多深的理解谈不上”，“有的是囫囵吞枣，半懂不懂。”其中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居多。
　　“给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就是前苏联作家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它描写当时列宁格勒的一些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到西伯利亚去建设了一个新的城市‘共青团城’的故事，这个书当时对我影响很大。”
　　于是，高中毕业之后，易中天便告别父母兄弟，奔赴数千里之外的新疆，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完全是模仿那个小说描写的足迹，也想在那去建设一个共青城，也想写出一部中国的《勇敢》。”
　　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易中天充满希望踏上征途。没有离乡的惆怅，只有激荡的豪情。这一去，就是13年。
　　1965年，易中天来到北疆，非常巧的是，他分配的那个农场就叫“共青团农场”。
　　共青团农场在一个叫莫索湾的地方，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那个时候我开始写日记，把一些当时的思想记下来，准备将来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但是理想主义者易中天很快就发现，现实与理想完全不同。
　　“农场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成分很复杂。有解放军复员转业的，有原来国民党起义的，有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还有从全国各地农村自己去的‘盲流’，也就是今天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刑满释放人员、劳改劳教人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社会。紧接着遇到‘文革’、动乱，这样一来就把什么苦都吃遍了。”
　　易中天读到了“社会”这本大书，而且发现“社会”这本大书远比书本上记录的东西丰富得多、真实得多。
　　“在那个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话，就要提出一个议案：以后年轻人考上大学以后，保留学籍，至少当一年工农兵，就像泰国的所有男孩子要当和尚一样。不是像军训那样，简单地在学校里走走操，而是真的到兵营、到农村、车间去，否则不知人间疾苦，不知底层的真相，将来没有用的。”
　　这一时期，易中天读的最多的是毛泽东、鲁迅和马恩著作。“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至今还仍然受毛泽东的影响，包括他的文风，”他说，“鲁迅先生教给我的则是要直面，不要回避，不要粉饰。”
　　1969年全国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来要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六本书。所有单位都要读书，重点读一本书，然后去发言谈读书心得，“分配给我们农场重点读的是《哥达纲领批判》。当时的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工作忙，就指定我代读、代写，专门给我一个房间读书，然后结合本农场的实际，写一篇读书心得报告。所以我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是很好的。”
　　有些人回忆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读马列，发现与现实不是一回事，于是对现实制度产生了怀疑，可是易中天说自己没有这样的觉悟，“我当时觉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批邓小平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悄悄地说能按邓小平的想法做就好了，只有这么一点。但是连他最后能够成功都没有想到，就这么一点朴素的想法。我只有一个看法就是‘生活不是诗’，我只有这一点感悟。”
　　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很多人建议易中天去报考，但是他却“不敢去考”，因为那时候他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教毕业班。
　　“我担心我和我教的学生一起下考场，他考上了我没考上。那就没脸教书了！”
　　第二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易中天报考了研究生，“我一高中生，考研究生没考上不丢人，考上了，算我赚了四年。”
　　易中天的箱子里面装着唐诗宋词，这是他从武汉带到新疆来的，“纯粹是一种爱好”。经过三个月的苦读，他终以大学本科“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学术之门，成为武汉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13年后重返武汉。
　　三
　　多年以后，大红大紫的易中天在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观众交流时说，当年被录取后最兴奋的，不是因为自己成为了“文革”之后第一批研究生，也不是可以公开地去看唐诗宋词了，而是，“可以在图书馆里天天看书啦！”
　　易中天开始了他的迟到的大学生涯。他几乎是疯狂地读书学习。
　　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引起人道主义大讨论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易中天就读了三个中译本。他买了一本单行本，然后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的那个译本抄了一遍。“笔记本现在还在家里，我抄的时候笔记本是这样的，三分之二的地方抄原文，三分之一的地方做心得笔记”。他说。
　　易中天认为，八十年代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另一个是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前者的《万历十五年》影响了易中天的历史观，后者则影响了他的学术取向。其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易中天影响最大。虽然李泽厚认为自己的代表作是《华夏美学》，但是易中天坚持认为，《美的历程》才是李的代表作。
　　“《美的历程》首先告诉我，原来学问可以这样做，原来学问就该这么做。这对我影响非常大，包括最后选择了美学作为专业，这都是受李泽厚的影响。”
　　1981年易中天毕业，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爱才心切，专门找到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以5名本科生去新疆工作，换得了易中天留校工作。三年后，刘道玉任命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
　　在学说迭兴、思想激荡的八十年代，易中天与外界没有过多联系，而是埋头教学和研究，以构筑自己的学术体系。李泽厚的美学叫“实践美学”，雄心勃勃的易中天在他的同学邓晓芒的影响下，由邓晓芒领头，一起建立了“新实践美学”这样一个新学术体系。所谓“新实践美学”，顾名思义，也就是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旧的“实践美学”的一个超越。它的代表成果，就是二人合写的《黄与蓝的交响》。对这本书，两人都比较自信。邓晓芒曾对易中天说：“此书推迟了两年面世，使中国美学界停滞了20年。”但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在1989年出版时——此版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正遇上出版低谷，只印了八百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转折点。站在这个转折点上，易中天一方面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又体昧着学术自由的压抑。早在1988年，易中天就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还发表了诸多论文。然而成果颇丰的他，直到1991年才晋升副教授。
　　于是易中天告别了武汉，来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他的代表作《艺术人类学》出版，并获得了“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当时厦门大学获奖14项，13项的得主都是博士生、导师、教授，只有我一个人是副教授，我就因为这本书评上了‘正教授’，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我当不上教授的。”
　　“这本书的获奖，意味着您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记者问。
　　“那时候已经没有学术界了，哪来的公认？最多是评委的承认罢了！”易中天回答。
　　那时候学术著作出版难，出来的东西也没人看，“收到同行的著作，也就看看前言、看看后记，写封回信谢谢就完了。我的《艺术人类学》也没人看，于是我就想，如果同行都不看，谁看？反问其他，如果书写出来没人看，你写出来做什么？”
　　四
　　易中天开始了转折。
　　“大概是1994或1995年吧，我开始了两个转折，一个是我的学术领域从美学转到文化学和历史学，另一个是从面对学术界转向面对大众。”
　　转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学术界的失望。作为一个学者，易中天也深刻地感受着学术体制的禁锢。当时的学界都在忙着写论文评职称。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说“学校不是养鸡场”，可是学术体制“已经把知识分子都变成养鸡场流水线的鸡，每天被数要下几个鸡蛋”。这种体制严重影响了思想自由与学术繁荣，“结果就是大量地使用纳税人的钱炮制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
　　苦闷的易中天，开始试图“突围”。
　　最初，他并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但是他下了一个决心：“我写的书如果没人看那就宁可不写，绝对不写，我一定要写很多人看的书。”
　　易中天一直想写一部《中国美学史》，但是在写的时候他发现，要说清楚中国美学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于是他就写了《闲话中国人》，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有了《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这些书在五年之内陆续出版，2000年由上海文艺组成“品读中国书系”一次推出，反响强烈。
　　《闲话中国人》是文化学著作，《中国的男人与女人》是社会学著作，《读城记》是“城市学”著作，《品人录》是历史学著作。之前，易中天出版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书都是出版社赔钱出的，而“品读中国书系”成为他所有书中第一批可以使出版社盈利的著作。
　　“把这套书写完后我发现一个问题，你要弄清中国文化必须弄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否则你说不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跟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在推出《帝国的惆怅》、《书生意气》后，“我又发现要弄清中国文化，弄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必须弄清中国历史，这还不够，你还要有一个参照系，你还要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化联系起来。”
　　恰在此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打伊拉克非常轻松，我们有些军事评论员预言美国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事实不是这样。我还注意到美国总统改选换届的时候，很多欧洲人提出来说应该全世界来投票。我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你可以不喜欢它，你有权利不喜欢，你也可以批判它，你有权利批判，你还可以责骂它，你有权利责骂，但是没有人能够小看它。”
　　有了这个想法后，易中天发现，仅仅了解美国的制度伦理和价值体系是不够的，“这个问题牵扯到国家的起源、国家是怎么样建立的，必须追根溯源，才能触摸到事情的本质。因此我就去开始关注美国，研究美国史。”于是就有了宪政启蒙著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在这本书中，易中天用琅琅上口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制宪历程的平台。
　　就这样，从古代文论到美学，从美学到心理学，从心理学到人类学，从人类学到文化学，从文化学转到历史学，易中天最后走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面对亿万观众讲解那些长期被僵化为概念的历史。他让历史这只“硬邦邦的冻鸡”飞了起来，同时也走出了现行的学术体制。
　　他自嘲说：“我不在你这个鸡场下蛋了。”
　　“改革初一代”可以出思想家
　　马国川：八十年代，李泽厚曾经把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即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如果接着往下讲，你认为现在到了第几代？
　　易中天：1977年恢复高考是个分水岭。我觉得应该以1977年恢复高考为界线，恢复高考到八十年代末算一代，我主张把这一代称为“改革初一代”。九十年代以后要划成另一代。1990年以后人大学的，现在才十几年，不好称呼。这两代的思想非常不一样。区别在于后一代既没有“文革”的经历，也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及思想解放的经历。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恢复高考的意义非常重大，甚至不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下。恢复高考有一个文化意义，就是产生了我称之为“改革初”的这一代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多半是老三届，还包括一些像邓晓芒和我这样一些不是老三届，但又不是“文革”前入大学的这样一批人，你们叫做“资深记者”，我们这些人叫做“资深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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