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心态的制约作用和狭隘的民族意识，近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做真正的批判和总结，更不可能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眼光来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冲突的根源及其前景作出科学的认识评判，也不可能完成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使命。重建中国的文化传统，重建中国的道德价值秩序，从根本上克服中国文化精神的危机，很自然地就成了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对近代文化反思和救亡实践历史教训的总结，使他们认识到：封建文化与封建专制政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共生关系，因此必须批判和否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文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当时又存在着一种简单否定和绝对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大量输入，以及对传统封建文化的猛烈批判，通过对民众，尤其对知识分子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生根，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思想文化环境。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为特征的。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们通过东西文化的比较，对中国社会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遂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重估。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东西差异归结为时代差异，把中西冲突归结为新旧冲突。由此出发，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们认为，中国不仅器物、制度不如西方，而且道德文章也不如西方。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与技术是先进的，那么，它的文化、艺术、哲学亦必然是先进的。晚清中国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那么，它的文化也必然是落后的。因此，必须彻底否定传统文化。陈独秀、胡适、陈序经等激进的知识分子公开地主张抛弃一切“国故”，“死心塌地向西走”，实行“全盘西化”。应该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对东西差异之剖析、对传统之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是却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简单否定的思维模式，存在着“文化对立论”的倾向。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