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侯惠勤
一 “中国奇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面对着危机重重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弗朗西斯·福山满怀信心地要给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画上一个句号，声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以“历史的终结”这一极其大胆的论断而轰动一时。1992年，受到苏东剧变的鼓舞，福山进一步从历史观上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使“历史的终结”演绎为了一种完备的历史分析框架。他指出：“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经历的基础上被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
他的这一分析似乎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其后的岁月，在西方乃至世界，几乎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你必须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战现实，可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构；也就是说，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取代它。齐泽克是这样描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极具洞察力地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乐观也罢，悲观也罢，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哪怕是左翼思想界也无法摆脱的一种普遍情绪。
但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当代中国，迅速而持续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历史格局，使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具有历史讽刺意义。似乎是为此佐证，一个认识弗兰西斯·福山的西方人，在临近2007年岁末之际，揭了这位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的“老底”：“我在1992年结识福山时，他正在为新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做宣传。他不厌其烦地向所有人解释，马克思主义与市场之间的重大冲突已不复存在，西方自由民主似乎正逐渐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模式’。这句话真是充满诱惑且给人以希望，似乎进化过程即将达到快乐的终点。我很想知道他会怎样解释2007年临近尾声时的形势。俄罗斯和中国显然发展得很好，但它们并未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范例，倒是满怀厌恶地对这个范例提出了挑战。对全世界的许多人来说，民主的愿望不像安全和繁荣那样迫切。今年年末，这两个大国比柏林墙倒塌后的任何时刻都更满怀信心。有趣的是，就在他们抱定目标意识和蔑视态度的同时，西方却对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民主的发展充满了怀疑。——《国际先驱论坛报》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美国的强盛程度已经比不上布什政府刚刚就任之时。”
这并不是个别人的偏激情绪，而是近年来开始在西方主流思想界弥漫的一种颇为复杂的感情。从根本上说，他们希望“历史的终结”成为现实，希望西方政治价值及其制度不可动摇，希望来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挑战永远成为历史。可现实和理智又告诉他们，世界远远没有到达其所希望的那样一个终点，世界向何处去，现在看来至少还是不确定的——历史并没有终结。
十分有趣的是，福山本人似乎也否定了自己作“历史的终结”预言时所使用的方法，即忽视重大历史事件去谈论历史的过程。他在最近主编了一部新书《出乎意料》，书中收录了各学科未来学家和政策分析师的作品。福山在序言中指出：“预测并处理我们曾经认为的低概率事件，显然已成了全球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该书指出，专注于那些真正算得上“战略意外事件”的未知事件，这是一项重大挑战。其中“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美国霸权地位结束：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则被列为七大“战略意外事件”之一。
实际上，在1997年，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世界宣告，“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并通过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更高地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2007年，处于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的中国，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深刻总结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不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扎根于实践沃土的鲜活经验，它生动地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实现这一伟业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而“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实际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已经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扑朔迷离的意识形态之争，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主义仍然是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主导力量；理论及共同理想所激发出的政治热情、参与共同体生活的积极性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有效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仍然是当代人类发展的共同追求。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国内外都存在着大量的误读，要害就是将其等同于“非马列主义化”、“非社会主义化”，甚至视其为资本主义化的代名词。最新的一个例证是，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刚踏进2008年，执掌印度西孟加拉邦政权的印共（马），在庆祝建党42周年之际，“正式改信资本主义”。而该党领导人巴塔查尔吉居然作了如下解释：“我们意识到，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从中国和越南的工业化政策所取得的成功中得到启发。”在西方主流思想界，毫无例外地把当代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统统归功于“资本主义化”，而且他们确信通过他们的“怀柔政策”（即利用中国的
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合作）可以有效地加速这一进程。而当他们确信中国已经在经济上与其接轨以后，便越来越把“资本主义化中国”的眼光瞄准了政治领域。美国卡耐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我们必须更具进攻性》的标题下，反复声称：“从美国的角度看，合作的目的始终是：与中国合作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中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这是自由世界观：我们与中国人做的生意越多，他们就越会变得与我们一样。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考虑在这种经济战略中所缺乏的东西：支持不同政见者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开放。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一种信念，即只要经济合作就会带来变革——通过法治国家原则和通过形成一个以后将要求得到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等等。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这也许不起作用。”西方反华势力一直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捆绑在一起，从社会存在和社会认同两方面颠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
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追求，为此，必须充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创新性、道路上的开拓性。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转化为巨大的实践力量，就在于它能够掌握群众、能够说服人，而理论说服人的奥秘就在于其能够不断把握时代的脉动而特有的前瞻性，因而创新决定了一个理论及以之武装的党的命运。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过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中国共产党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命题，最为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是进一步用党的十七大精神统一认识、凝聚人心、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的关键。
二 “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特征和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思潮，更不是后现代式的虚无主义解构，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并推进新世界诞生的改变世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就在于它始终和一个伟大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运动血脉相连。任何否认或淡化这一联系的做法，都将导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底蕴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因而其历史必定与工人阶级之解放（其特征是“人类解放”）历程同在，必定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需要共进，必定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集体话语。这就注定了它无论如何地“形而上”，也不可能将其经验基础完全蒸发；无论如何地回归“生活界”，也不可能成为“个人的独白”。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既具有一般科学创新的特点（尤其在原创性方面），又具有一般科学创新所不具备的特点。一般科学的创新主要是一种工具性更新，是一种解释框架（“范式”）的变换，因而可以“断裂”，甚至需要“深刻的片面性”。然而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形态，它不仅是工具，也是理想信念，不仅有认识论意义，更有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历史观和实践论意义。因此在理论形态上，它既有反映具体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变化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同时又是表达无产阶级解放时代要求的统一的思想体系，既有一脉相承的内核及传统，又有与时俱进的应变及创新，传递着不断变化着的时代精神的信息。因此，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核心问题，就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问题，是理论应实践之需要而产生并发挥指导作用又被实践所不断突破而不断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类文明和先进文化代表的何以可能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先进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可能采取割断历史、片面否定的极端形式，其理论形态不能取“片面的深刻性”，而只能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其基本形式只能是“结合”。把“结合”与创新对立起来，以为“结合”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方式，提出“从‘结合’到创新”一类的所谓转变，这是片面的。中共十七大报告非常鲜明地提出，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创新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包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十大结合，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结合的实质，就是辩证综合，就是不断寻找矛盾的平衡点，就是通过充分发掘对立面积极性促成矛盾的良性转化，因此，它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实际运用。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在其思想还没有与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完全结合时，为了论战的需要，也曾不得已过分强调某一理论观点。为此，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理论探索和理论实践的区分，一个指导实践的党，不允许在理论上有任何片面性。他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就不仅是知识上的创新，更是适应实践创新需要的观念创新，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这个“结合”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学问大得很。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的高度和眼界，而中国实际则是中国现实历史的具体阶段，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因而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要结合就要寻找“结合点”。“结合”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性因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性因素。没有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没有这样宽阔而精深的眼界；没有真正的实践创新，就不可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通过“结合点”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统一起来，才使一度严重落伍的中国得以重新进人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大踏步迈向实现其伟大复兴的雄伟历程。
就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而言，可以说其中有“四大发现”：第一，发现中国工人阶级，它是中国具体历史阶段的世界性因素，既有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又有其中国特有的性质和组成；第二，发现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它是两大革命类型转换的结合点，虽然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等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就决定了它属于新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第三，发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既体现了现代历史条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历史发展的水平。第四，发现了确保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它既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要求。这些伟大的创新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而且孕育了体现中国历史具体发展阶段要求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在毛泽东以后，邓小平面对的历史任务不仅是结束“文化大革命”，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对正在逐渐显露出来的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概括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冷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也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重点。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并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的新挑战，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新时期”。邓小平理论明确回答的时代新课题有：从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角度，解决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基本矛盾，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识和遵循现代经济规律，解决中国现阶段经济健康发展和持久活力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解决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生机活力问题，提出了“改革开放”；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和精神状态问题，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有这些重大思想，都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继承，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发展。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