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篇 无为之为
老子这个人颇有点神秘色彩，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了传，可据说那四百多字的传记，除了有关他的出生地的那句“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楚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尚未引起怀疑外，其他内容无不产生争议。但如今就连这句话也有争议了，如对“老子”这个称呼中的“老”字，理解便很有歧义。有人说这个“老”是尊称，即现在人所说“老先生”中那个“老”字的含义，但也有人认为这个“老”是姓氏。不过，司马迁所说的“姓李氏”却不大可靠，因为老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李”这个姓氏还未出现。
据记载，孔子曾经特意去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的一些问题，看来老子比孔子年长，应算是孔子的老师。不过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他所担任的“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是个无职无权的清水衙门的官职。后来看到周朝也不大景气，他连这个清水衙门也不愿意待下去了，弃职而去。去了哪里？未知，不过从他自洛阳骑青牛过函谷关来看，大约是投奔西方去了；最后在哪里落脚？司马迁也不知道，“莫知其所终”。由于这种神秘，后世人便将他看作神仙。
据说《老子》这部书是被逼而作。在老子要通过函谷关时，把守关门的小头目不放行，以命令的口吻说：“你这就要远走高飞了，一定要给我写出一部书来！”看来这个守关吏也非寻常之辈，绝不是那种“要从此关过，留下买路钱”的山大王式的人物。幸亏有了他的这次强迫，老子的部分思想总算保留了下来。为此，我们真应该感谢这个守关吏。但也许因为守关吏督催得太急，也许因为老子不太心甘情愿，他只写了五千余字，是先秦诸子著作中字数最少的一部，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不朽的价值。
这部书，有人说它谈的是哲学，是言简意赅的“哲学诗”；有人说它谈的是政治，甚至是教人以权谋诈术的阴谋书。其实二者并不矛盾，从对自然的认识而言，它谈的的确是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规律；而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而言，它谈的就是政治，既从政治思想的层面上去谈，也从政治操作的层面上去谈。老子虽然担任过公职，但严格地讲，他并没有从过政，没有掌握过权力。可通读全书，我们不得不叹服老子政治思想的深刻和政治手段的高超。
第一章 以道为本
第一节 模糊原则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译文】
道，如果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名，如果也可以用语言概括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名。
《老子》是痴人说梦吗
老子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居然推出这么个观点，实在是很令人惊异。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主要是指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名，指的是概念。如果道及名都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述的话，《老子》的五千言岂不全是痴人说梦，或者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那又何必“道”出来呢？这岂不是老子的自我否定吗？老子还说：“知（同智）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一点，唐代的白居易早已提出质疑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不仅如此，老子实际上否定了所有的理论、学说、思想（主要是人文学科），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思想，无不是在阐述它们自己的“道”，如果“道”是不可道的，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思想家、理论家汗牛充栋的著述，岂不全成了“满纸荒唐言”？
然而，老子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一家学说、一种理论，都不能说自己已经认识了“常道”，即永恒的真理。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本身，真正的“道”——本质及发展变化的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目前人类所道出来的那些“道”，都只具有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价值。某个时期被奉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万世不易的“道”，过了一个时期回头再去看，很可能是片面的、浮浅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真是太多太多了。
《红楼梦》的命义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曾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义，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经》，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到了后来，同是革命家，有的说它是写吊膀子的，有的又说它是讲阶级斗争的；最近十多年，又有人说它是写佛，写禅；直到今天，《红楼梦》的命义，也就是它的“道”，还是众说纷纭。看来，《红楼梦》的“道”也是永远不可道的了！
岂止《红楼梦》，任何一种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著作，人们对其命义的理解都各有不同。例如《论语》，它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仁”，还是“礼”？它是安邦济世的良方，还是阻碍进步的惰性力？再例如《老子》，它的“无为”，究竟是揭示了大自然发展变化的本质，还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它究竟是哲学诗，还是阴谋书？
《红楼梦》再伟大，毕竟只是一部小说，无关宏旨。如果是一部用以指导立国治民的经典，而不同的执政者又各有不同的解释，那问题可就麻烦了。任何以立国治民为己任的著作，尽管它立论的角度各有不同，究其本意而言，还是要治国而不是乱国，还是要爱民而不是殃民，只要这个基本命义不差，理解上有些歧义，既不可避免，也不会出大的乱子。但如果连这个基本命义都搞错了，那问题可就大了。
歧路亡羊的悲哀
一部小说的“道”尚且如此纷纭，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的“道”就更加难以严格界定了。于是我们在历史及现实中，便看见了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都是信奉同一种学说、同一种理论的信徒，彼此对这种学说、理论的核心即“道”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或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嫡传的，对方是歪曲的、荒谬的、叛道的，都能从学说、理论创始人的著述中，摘录出只言片语，振振有词地证明自己的正确，使旁观者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从。这实在是学说的悲哀，理论的悲哀。《列子》便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杨朱的邻居丢了一只羊，不仅全家出动寻找，而且请列子家的童仆帮忙。杨朱道：“唉！丢了一只羊，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邻居说：“岔路太多。”过了好久，找羊的人都空手而返。杨朱问：“找到了吗？”邻居说：“没找到。”杨朱问：“怎么还是没找到？”邻居说：“岔路之中又有岔路，不知道羊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只好回来。”
杨朱一听，怅然若失，久久没有说话，整天也没露个笑脸。他的学生很奇怪，问他：“一只羊能值几个钱，况且又不是先生您的，您却这样闷闷不乐，这是为什么？”杨朱也不回答，学生们始终也没能看透他的心思。
他的一个学生孟孙阳将这件事告诉了心都子。一天，心都子与孟孙阳一起来见杨朱，心都子对他说：“从前有兄弟三人在齐鲁一带游历，跟同一位老师学习，掌握了仁义的道理以后回到家中。他们的父亲问：‘仁义的道理是怎么回事？’老大说：‘仁义的道理使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把名誉放在后面。’老二说：‘仁义的道理使我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三说：‘仁义的道理使我既保全生命又获得名誉。’他们三个人的结论如此大相径庭，却同是出自儒家，到底谁对谁错呢？”
杨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讲起了另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一直住在河边，熟悉水性，擅长游泳，以划船摆渡为生，赚的钱能养活百口之家。自带粮食前来向他学习游泳的人成群结队，但几乎淹死了一半。他们本来是来学游泳的，不是学淹死的，得利与受害竞如此截然不同，你以为谁对谁错呢？”
心都子听了以后，默默走了出来。孟孙阳责备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么个较真的问题？老师又没正面回答，我越来越糊涂了。”心都子说：“由于岔道太多丢失了羊，而追求学问的人，也因为对治学方法理解的不同而丧失生命。他们学习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本观点也没有什么不一致，而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之大。看来只有回归到原来的同一起点之上，才不会迷失方向。”
由于担心歧路太多而不去找羊，是懦夫；迷失于歧路之中而找不到羊，是无能；回归到起点之上，固然不会迷失方向，却也永远不能再前进。这真是人类的两难选择。但人类宁肯在歧路上摸索，即使跋涉得精疲力尽，磕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能回到起点上，那头让人类无比神往的“羊”，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否则，人类只能回到树上去结巢而居了。
孔子留下的难题
列子那个邻居的困难比较好解决，岔路再多，而羊毕竟就一只，再多发动一些人，多费一些功夫，总能将羊找回来的。而那兄弟三人的问题则比较麻烦，他们三人，究竟谁得到了儒学的真谛，即儒学的那个“道”？老大说的有理，因为孔子分明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老二说的也有根据，他依据的是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老三说的同样有根据，孔子说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其实，孔子留下的难题还不止如此，他本人的功过是非，就是留给历史的一个最大的难题。他和他的学说，大起大落，罪之者以为“儒以文乱法”，焚其书，坑其人；尊之者称其为“至圣先师”，将其学说视为治国之经典、救世之良方，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独尊的地位。后来，他又忽然被说成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衰败的罪魁祸首，是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大拦路石，举国上下都喊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到了“四人帮”时期，他又成了复辟倒退的祖师爷，他的学说成了集落后、腐朽、反动思想之“大成”，其遭遇之悲惨，比起在秦始皇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又有人说孔子及其学说，不仅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法宝，也是拯救人类未来社会，使其免于毁灭的最佳药方。
孔子其实不过是一位教师，他的所谓学说也不过是五万余言的一本《论语》，除掉其中一般表述性的文字，真正具有思想含量的，也不过三分之二左右，其褒贬毁誉何以如此天悬地殊？他的“道”到底是什么？大概到今天也无人能够道出吧！
有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孔子一人，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政治家不都曾经或正在遭遇着类似的经历吗？
其实这并不奇怪，大凡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其学说即使算不上博大精深，至少也是多义性的；哪怕是对于同一个命题，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他也会有不同的阐述。孔子对“仁”的说法就有好几种，如果学习者、研究者，各执一词，那么，这个“道”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学泳者的悲喜剧
列子说了学习游泳者的两种不同的结局：有的人掌握了一技之长，不再有衣食之忧，而另一些人则被淹死。列子不愧是伟大的预言家，他似乎预见到了在理论的大海中，游泳者的不同命运。
理论的多义性，固然给学者们带来无穷的麻烦，却也给政治家们带来极大的方便。这给了他们以极大的灵活性，当现实的斗争需要他们执行某种政策时，他们可以从学说、理论那多义性的“道”中拈出一支，以证明自己的正统；时易世迁，当新的斗争需要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执行另一种政策时，便又可以拈出“道”的另一支，以证明自己仍然是原装正统。此正所谓“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只有真正理解、掌握了“道”的这种玄妙，才算真正掌握了从政的奥妙。
不过，这种理论的多义性，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悲剧。对这种多义性的探讨，如果只是在学者之间，在理论的层面上进行，即使是观点如何对立，态度如何互不妥协，也不过是学理之争，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形成一些门户之见。而一旦这种争论进入政治层面，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在专制制度之下，政治是不允许百花齐放的，只能是一家独裁。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道”。凡是持有异议的，无不被斥为异端邪说，是绝不允许存在的，轻则逐之，贬之；重则关之，杀之。这是在独裁者鞭长所及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些是完全有力量与之抗衡的他国之君、他国之臣，贬官、杀头都无能为力了，就只能攻之，骂之，咒之。于是，历史上便出现了许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理论大战的悲剧。
第二节 遵循规律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译文】
自然的规律，是不用争辩而善于取得胜利，不必说出而善于应验，不用召唤而自动存在。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到……
“道不可道”，并不等于“道”的不存在。在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在宇宙中，“道”一直存在着，并在冥冥中主宰着一切，虽“不可道”，但不可违，否则是要吃大苦头的。
所谓“天之道”，乃宇宙的存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未能道明白。先是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主张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行。这个学说一直统治了一千多年，直到16世纪才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日心说”认为太阳处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运转。这个发现，被称为宇宙观的大革命。然而现在的科学证明，这个观点也并不正确，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宇宙有没有中心，至今还是一片茫然。
这种“道”，虽然人类至今还没有完全掌握，但不容任何违背，哪怕是至高无上的罗马教皇、权力无边的宗教审判所，他们可以烧死哥白尼的追随者布鲁诺，却无法让太阳绕着地球转。
人间正道是沧桑
日月行焉，四时兴焉，天何言哉？大自然的寒来暑往、日出日没、潮起潮落，都有自己的规律，虽有的已被清楚地了解，有的尚未被完全了解，但人们都严格遵循着这些规律。任何人想自称高明，声言这个规律是他发明的，或者想一手遮天，隐瞒这个规律，或者极端狂妄，想去改变这个规律，都会碰得头破血流，遗笑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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