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制度
1 制度与制度变迁绪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经济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制度演化方式的影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由于尚无任何分析框架将制度融入到经济学与经济史中去，无论是流行的经济理论还是计量史学（cliometric history），都未能揭示制度在经济绩效中的作用。本书的目的就是提供这样一种基本框架。这一分析的意义就在于对大部分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进行重新审视，并对历史变迁作出一种新的诠释。
在本书第1篇，我们将讨论制度的本质以及制度对经济（社会）绩效的影响。然后，第2篇将简要地给出一种制度变迁理论，不仅为经济史或其他历史提供一个框架，而且还要解释过去是如何影响现在和将来的，以及渐进性的制度变迁方式对一定时点上人的选择集合的影响，另外还要讨论路径依赖的实质（nature of path dependence）。最后，第3篇要完成本书的基本目标，即解释历史过程中不同经济的绩效差异。
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因为有制度作为人们相互交往的指南，当我们想在街上向亲朋致意、驾驶汽车、买桔子、借钱、做生意、安葬死者时，就能知道（或能很容易地学到）如何去做。假如我们在不同国家（比如在孟加拉）进行交易，我们能很容易地观察到制度的区别。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
制度包括人类设计出来的、用以型塑人们相互交往的所有约束。制度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答案是：二者兼有。我对正式约束（如人为设计的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如惯例）与行为准则均感兴趣。制度可以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如美国宪法；也可以仅仅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化出来的，如普通法。我对创造出来的制度和演化出来的制度均感兴趣，但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对它们分别进行探讨。此外，制度的其他诸多属性也将会被讨论到。
制度约束包括两个方面：有时它禁止人们从事某种活动；有时则界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某些人可以被允许从事某种活动。因此，依照此定义，制度乃是一种人类在其中发生相互交律的框架。这和团体竞技体育的游戏规则十分相似。这即是说。它们由正式的成文规则以及那些作为正式规则之基础与补充的典型的非成文行为准则所组成，诸如不得故意伤害对方运动队中的核心队员等。这一比喻也意味着，规则和非正式准则有时会被违反，而且也需要进行处罚。因此，制度运行的关键在于犯规确有成本，并且惩罚也有轻重之分。
让我们继续以体育运动为例来说明问题。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三者一起决定了一项竞赛的整体特征。有些运动队就是靠不断犯规（因而声名狼藉）和威胁对方来获胜的。这种策略是否划得来显然取决于监督的有效性和处罚的轻重。有时，即使是在成功的犯规可能得手的情况下，行为准则（好的赛风）仍能对运动员起到约束作用。
本书对制度与组织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与制度一样，组织也为人们的相互交往提供某种结构。当我们探究由制度框架所引起的成本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成本不仅仅来源于这一框架本身，而且还来自于这一框架下所发展出来的组织。从概念上，明确区分开“规则”与“参与者”（players）是十分必要的。规则的目的是确定比赛的进行方式，而参赛队的目标则是要在这套规则下赢得比赛——融技巧、战术和配合于一体，有时运用正当的手段，有时则运用恶劣的手段。将参赛队不断发展的策略和技巧模型化，与将规则的创建、演化及后果模型化，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过程。
组织包括政治团体（政党、参议院、市议会、行政机构）、经济团体（厂商、工会、家庭农场、合作社）、社会团体（教堂、俱乐部、体育协会），以及教育团体（学校、大学、职业培训中心）。这是些为达至某些目标并受共同目的约束的个人团队。将组织模型化，就是要分析其治理结构、技能，以及在长期组织如何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而获得成功。什么样的组织会出现，以及它们如何演化，这两方面均受到制度框架的根本性影响。反过来，它们也影响着制度框架的演化。不过，如上所述，本书要着重研究的，是作为基本博弈规则的制度，而对组织（及其企业家）的关注，则主要是基于其为制度变迁的动因这一点。因而，本书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与组织之间的互动。组织乃是在既有约束条件（包括制度约束和经济理论中所说的一些传统性约束）所决定的机会集合下有目的地创立的，同时，就达致其目标而言，组织乃是促成制度变迁的主角（a major agent）。
将对基础性规则的分析与对参与者策略的分析区分开来，是构建一种制度理论的必要前提。将制度界定为人类给他们自己施加的约束，这一定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理论形成了互补；而将制度理论置于个人选择基础之上，则是弥合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差异的重要步骤。运用个人选择理论之所以是必需的，是因为任何具有逻辑一致性且可检验的假设集合，都必须建立在有关人的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微观经济理论的长处，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一系列对个人行为的假定基础上的（尽管在第3章我将吁请修正这些假定）。制度是人类的创造物，它们演化着，并为人类所改变，因而，我们的理论必须从分析个人开始。同时，制度对个人选择所施加
的约束无所不在。将个人选择与制度对选择集合的约束结合起来，是整合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一步。
制度通过其对交换与生产成本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绩效。与所用技术一起，制度决定了构成总成本的交易费用和转形（生产）成本。本书第一篇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解释制度的实存与本质，从而刻画在一个经济，中制度是如何进入成本函数的。
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然而，制度的稳定性丝毫不否定它们处于变迁之中这一事实。从惯例、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到成文法、普通法，及个人之间的契约，制度总是处在演化之中，因而也在不断改变着对我们来说可能的选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变迁速率甚快的世界中，但变迁在边际上可能宛如冰川移动般缓慢，以至于我们须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观察问题，方能察觉。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乃是由于制度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一系列规则、非正式约束、实施的形式及有效性变迁的结果。此外，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至于制度是如何渐进性变迁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甚至非连续性的变迁（如革命或武装征服）也绝不是完全不连续的，这些都是由于社会中非正式约束嵌入（imbeddedness）的结果。尽管正式约束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而在一夕之间发生变化。但嵌入在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中的非正式约束可能是刻意的政策所难以改变的。这些文化约束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结起来，而且是我们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关键之所在。
人类历史的核心疑难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中的巨大差异。不同社会的差异是如何发生的？不同社会的绩效差异甚大的原因何在？我们毕竟都来自原始狩猎和采集部落。从标准的新古典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这一差异会更加地令人迷惑不解。因为根据这些理论，不同经济经过长时间的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交易后，会逐渐趋于一致。事实上，在相互交易的几个先进工业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趋同性。但过去几千年的主流特征却是：世界逐渐演化成为了许多在宗教、种族、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迥然不同的社会。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问的差距一如往昔，可能还更甚于以往。如何解释这种差异？也许，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导致差异不断扩大，或产生趋同的条件是什么？
这个谜团中还包含了更多的疑问。如何解释一些社会所经历的经济福利上的长期停滞或绝对衰退？根据阿尔钦（Alchian）于1950年提出的进化假说（evolutionary hypothesis），无处不在的竞争将剔除低劣的制度，而使那些能更好地解决人类问题的制度得以留存下来。
让我简要回顾一下我在处理这个核心问题时所走过的路径。在我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所著的书中，我们曾指出：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而相对价格变化则是制度变迁的源泉。不过，当时我们给出的主要是一个效率上的解释。相对价格变化产生了构建更有效率之制度的激励，而无效率制度之所以长期存留——以西班牙为例——是由于统治者因财政上的需要而只顾及短期利益，致使个人激励与社会福利发生背离。但这个特例与理论分析框架并不完全吻合。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North，1981）一书中，我放弃了以效率来考量制度的视角。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来设计产权（property rights），而交易费用则使得典型的无效率产权普遍存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古已有之且一直广泛存在着的产权并没有带来经济成长的现象。在那本书里，我提到了对阿尔钦的组织进化论观点的困惑，但未能有解答。我们可以解释诸种无效率制度的存在，但问题是，竞争压力为什么没有将它们淘汰？为什么在经济停滞时期，政治企业家（po litical entrepreneurs）没有迅速推出一些更成功的政策来？我们又该如何解释长期经济绩效间的显著差异？
本书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制度与组织之间的差别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作出解释，因为，制度与组织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与经济理论中那些标准的约束一起，决定了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机会。组织乃是为了利用这些机会而被创造出来的。组织的演化又会改变制度：作为结果的制度变迁路径取决于：
（1）由制度和从制度的激励结构中演化出来的组织之间的共生关系（symbiotic）而产生的锁人（Iock—in）效应，（2）由人类对机会集合变化的感知和反应所组成的回馈过程（feedback：process）。
锁入效应的产生，是由于制度矩阵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是从组织对其所由而生的制度框架以及衍生于制’度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的依赖中产生的。由于制度框架中蕴含着激励，因此，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制度约束，都会诱发生成特定的交易组织。这些组织的狭利水平也由激励因素决定。
渐进性变迁源于政治或经济组织的企业家有如下感知：在既有制度框架的某些边际做些改变，将使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但这种感知的深浅，强烈地依赖于他们获取的信息的多寡，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的。如果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是有效率的（换言之，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任何选择都将是有效率的。亦即行为人的模型总是正确的。即便他们起初的模型不正确，信息回馈机制也会帮他改正。但这种理性人模型只会将我们引入歧途。人们常常不得不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行动，处理那些通过心智构念（mental constructs）而得来的信息，因而，他们常常是行进在无效率的路径上。政治和经济市场的交易费用固然催生了无效率产权，但使这类产权得以长期驻存的，则是市场参与者在试图理解复杂问题时所采用的不完美的、主观主义的模型。
将成功的路径与持续失败的例子作一比较，应当能加深我们对制度变迁这一特性的理解。先来看看我们熟悉的美国经济史——19世纪的经济成长。美国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在19世纪初已演化完成[宪法和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褒奖勤勉的行为规范]，这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国会、地方政治团体、家庭农场、商人协会和航运企业）的发展。这些组织的最大化行动带来了生产能力的提高与经济成长，二者又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对教育投资的引致性需求而实现。教育投资不仅使免费公共教育体系得以确立，还通过建立农业实验机构的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使公立大学的土地使用有了保证。
为了利用市场机会，经济组织不断演化，这不仅提高了组织自身的效率（Chandler，1977），还逐渐地改变着制度框架。到19世纪末，不仅政治和司法框架被改变了[第十四修正案（Fourteenth Amendment）、孟恩诉伊利诺伊州案（Munn uIllinois）]，产权结构被修正了[谢尔曼法案（Sherman Act）]，许多行为规范和其他非正式约束也发生了改变（反映在对一 些问题——如奴隶问题、妇女地位、节欲观等——的看法的改变以及行为规范的改变上）。不论是政治或经济的交易费用，还是行为人的主观感知（subjective perceptions），都使得选择不可能总是最优的，或总能提高生产能力和改善经济福利（不管其含义是如何界定的）。获利机会有时来自于设立关税壁垒、剥削奴隶，有时来自于市场垄断。有时，或者说时常，政策的实际效果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制度总是一个“混合袋子”（mixed bag），在其中，既有促使生产能力提高的因素，也有降低生产能力的因素。同样地，制度 变迁也总是能为上述这两种轨迹相反的运动提供机会。但从总体上看，19世纪的美国经济史是一段经济成长的历史，因为其基本制度框架始终强化着对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激励，虽然有时效果也是适得其反。
对一个提供反向激励（与上文所述相比）的制度框架进行描述，那将非常接近于当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也将与世界经济史中的许多情节相符。在这些制度框架下，政治与经济企业家所面对的机会是混杂的，其中的大部分机会都对具有再分配性质的活动有利，而不是对生产性活动有利；它们导致垄断，而不是形成竞争性的环境；它们限制机会而不是扩大机会；它们极少能诱发提高生产能力的教育投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发展起来的组织将会越来越有效率——只不过，这种效率体现在使社会愈加缺乏生产性、基本制度结构愈加小适应生产性活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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