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利·阿若诺威兹是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中心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前钢铁工人和工会的组织者，他曾先后在斯坦顿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和哥伦比亚大学任职。现任《文化评论》（Cultural Critique）和《新政策》（New Politics）的编委，并创作了多部书籍。新书包括：The Last Good Job in America：Work and Education in the New Global Technoculture；The knowledge factory；Dismantling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and creating true higher education；From ashes of the old：American Labor and America’s future；Post word（与Jonathan Cutler合编）；以及The joless future：Sci-tech and the dogma of work（与william Difazio；明尼苏达，1995）
　　彼得·布拉提斯是纽约州立大学女皇学院的政治科学助理讲师，杂志Found Oject编委会的成员，发表了多篇关于政治理论、民族主义和希腊政治的文章。
　　理查德A．克劳沃德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他与弗郎西斯·福克斯·皮文一起创作了Regulating the poor；Poor peoplel’S movements；The new dass war；Why Americans don’t vote；The breaking of the American social compact。克劳沃德于2001年逝世。

　　真正逝去的事物是不会死而复生的，只有被错误所掩盖的事物才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从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到斯蒂芬?金的《宠物坟场》，错误的掩盖只能带来死亡的假象，不会造成真正的灭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已经成为被错误掩埋的牺牲品，学院派内外游移的保守观点埋葬了它们：面对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咄咄攻势，对国家存在的杞人忧天之情埋葬了它们：左派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埋葬了它们；它们不再是“政治力量”，只是一股股由无差别的分散现象产生的更为分散的力量：从福柯（FOLICaUlt）与哈贝马斯（Habermas）到德勒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
　　本书所摘选的各篇文章都是旨在帮助国家理论重新焕发活力，这些文章主要围绕着三大主题：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知识，评估一下当前各种政治现象和理论潮流与国家理论之问的关联程度，以及找出制约国家理论发展的瓶颈。
　　本书是“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之一，全书共分11个章节，主要对反思国家理论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回顾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普兰查斯的回归、国家理论的窘境、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相对自治与正在变革的形式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第一篇  回顾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
　　第一章　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之争：一部思想史
　　克莱德?w?巴罗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统治阶级”的定义是掌控生产工具的阶级，这个阶级凭借着由此获得的经济实力将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使其成为维护其社会主导地位的工具。
　　——拉尔夫?米利班德，1969
　　国家具有将构成社会的各阶层粘合在一起的特殊功能。它准确地描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这个概念的含义。国家有影响“社会秩序”的作用，有调解全球局势使其趋向于均衡的作用。
　　——尼科斯?普兰查斯，1978
　　简介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之争
　　尼科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 与拉尔夫?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的出版带来了国家理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内的首次回归，但也正是这两本书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早在著作公开出版之前，米利班德就曾断言，“继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并无任何建树。”而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则是唯一的例外，米利班德（1969）盛赞它是一部“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模式下国家形态的力作”。同样地，在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发表之后，普兰查斯也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它在学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太吸引人了”。然而，普兰查斯的赞誉之辞经过《新左派评论》 的一番修改，居然变成了批判性言论，由此引发了著名的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之争（米利班德1970a，1973；普兰查斯1969，1976）。
　　争论很快升级，不再局限于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之间．政治理论家与政治社会学家迅速参战，加入各自支持的阵营中，双方就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本质是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还是普兰查斯的“结构化”家理论展开辩论。此外，双方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创造性地建立了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方法，这场辩论在方法学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理论本身的价值。因此，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之争再也不是单纯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质的概念上或经验上的争论，它引发了一场关于认识论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否存在特殊性。
　　综上所述，一方面可以把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之争看做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发展的分水岭；另一方面，它打破了方法学上长期以来的一个僵局，埃德伍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stein，1961）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具有不可比拟的先进性，而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排斥方法论的，接下来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争论吸引了大量激进的学者，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再次发现方法论是不可超越的而告终。②
　　在这里，我的目的是想再次回顾一下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之争，至于由伯恩斯坦和卢卡奇发起的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个术语的问题就不再赘述了。但是通过对这段学术史的回顾，我还是认为米利班德或普兰查斯本人并没有使用什么特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我的著作《国家的重要理论》中，也只是把这场辩论当作结果一带而过，在本书中之所以要重提旧事也是希望本书能更具特色。③
　　此外，在查阅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后，我确定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两人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引入的很多概念根本没有明确的文字定义，这也给我的论述带来不小的麻烦。
　　争论的背景
　　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之争爆发于1968年那些荒谬的法国文化大革命中，此前“多元论”与“系统均衡论”正占据着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当时的法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充满叛逆心理，加上学校的教育也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由此引发的学生骚动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索，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学中复苏（奥尔曼Ollman，1982）。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恰好是参与到这场意识形态之争中的著名知识分子，令人惊奇地是，这对冤家居然同时支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一致认为只有它可以替代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社会科学”。事实上，这两本引起二人最初争论的书出版的时间仅相隔一年，而且这一年正是国内和殖民地人民反资本主义革命的高峰期。
　　人物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都是背景离乡寻求政治保护的难民。米利班德于1924年出生在布鲁塞尔的一户犹太裔波兰移民家庭。④15岁时他第一次加入社会上的组织青年团，由于纳粹入侵，1940年，米利班德随父奔赴英格兰，他们在纳粹到达奥斯坦德（比利时西北部城市）之前，搭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了比利时。2年后，17岁的米利班德进入伦敦经济学校（LSE）与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Harold Laski）一起进行理论研究（米利班德19993）。上世纪50年代初，米利班德在伦敦经济学校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此后他一直留在那里，直到70年代末才离开英国去了北美，先后在奔达斯大学、纽约大学执教。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CUNY）是他最后任职的地方。1994年。70岁高龄的米利班德退休，不久之后他便离开了人世。
　　米利班德是一个无党派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终其一生从未参加过任何一个政治性组织。但他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却十分辉煌，在激进的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工党政治之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为社会主义运动新模式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961年，米利班德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议会制社会主义》（Parliamentary socialism），书中他猛烈地抨击了英国工党、选举制度及臃肿的官僚机构，成功地遏止了工党的激进势头（萨维利Saville，1995）。在此其间，米利班德还作为发起人参加了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工作，作为共同发起人创办了《社会主义纪事》 （Socialist Register，他与约翰?萨维利共同担任编辑，二人合作长达30年之久）。作为一名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人物，他还参加了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其他多个反政府、反政治压迫性质的社会活动。80年代。米利班德又牵头创立了社会主义社团（Socialist Society），帮助非英国工党成员的社会主义者以举行研讨会的形式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米利班德四处奔走牵线，希望促成工党与新生的社会主义运动团体结成同盟（阿蓝德Allender，1996）。米利班德在学术上的声望主要来自于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正如乔治?罗斯（George ROSS）所指出的，“此书使国家的概念重新回归到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范畴中，其他任何单行本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难望其项背。”实际上在7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颁布的著名政治科学家排名榜上，米利班德的排名距榜首十分接近。米利班德的个人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被誉为“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家”  （布莱克本Blackburn，1994，15）。
　　1936年，尼克斯?普兰查斯，出生在雅典，他在那里经历了纳粹入侵和希腊内战。1953年，普兰查斯在法兰西研究院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进入雅典大学法学院。虽然青年时期的普兰查斯就曾多次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但他却未能加入共产党，此后直到60年代初，普兰查斯到达巴黎后才成为希腊共产党的在籍党员（杰索普1985，chap，1）。1961—1964年间，普兰查斯在巴黎大学教授法律哲学，后又转至法兰西大学执教，直至1979年逝世。1968年出版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将他在法国学术界中的声望推至顶点，当然这也与他在《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mes）中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建立的联系密不可分。但是，加入《现代杂志》成为编委后不久，普兰查斯就受到了围绕在《新左派观察》周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其中又以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黑尔茨Hirsch，1981；波斯特Poster，1975）。
　　《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的发表一举奠定了普兰查斯在国家理论研究中的地位。该书发表的时间比1968年的五月革命仅提前数月（杰索普1985。9—25；相关背景资料参见森格Singer，1970与都兰Touraine，1971）。但是，普兰查斯针对新左派评论上米利班德著作的评论却使他成为英语世界中左派人士的攻击目标，随着人们对普兰查斯的兴趣不断增加，不久之后，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于1973年出版。对此，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曾评论到，“在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尼科斯?普兰查斯无疑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他的著作对整个欧洲、北美及拉美的左翼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瑟伯恩1987，1230）。

序言
第一篇  回顾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
第一章  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之争：一部思想史
第二章  国家与当代政治理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的知识
第三章  普兰查斯的回归
第二篇  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在当代的相关性
第四章  国家理论的窘境
第五章  无国家理论：普兰查斯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第六章  反抗、压抑、出离的时代：国家高层如何让世界和普通人变得更人性化
第七章  福利制国家正在越行越远？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
第八章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第九章  相对自治与正在变革的形式
第三篇  超越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
第十章  没有思想的国家：作为社会因素的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
第十一章  全球化更替：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
参考文献
编者、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