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自然，在帝国权威崩溃之后，教会权威就有了一定的扩张空间。像这样的一些条件中国是从来没有的。另外也要考虑到，西方的古典伦理内在地具有一种很强的弹性，这种弹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被基督教继承和发扬。种种的外部资源同时具备，这样的际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最后可以做一点反思和引申，讨论三个命题。第一，西方历史的命题。照我说来其实很简单。我们要讨论为什么西方会着魔，为什么西方曾经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是那么的不世俗，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出现了一种对着魔的特殊需要，与这种社会需要相应，就出现了一种深深的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其实到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一定的社会需求。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曾经介入很多社会管理层面，但这些权力并不是教会去竞争得来的，而是因为那时礼崩乐坏，世俗权威或者说罗马的政治权威不再能够承担了。但人的生命不能等待。在这个时候谁能承担责任，谁的权力就会扩大。再追问下去，又是到什么时候教会不再行使这些职能呢？后来国家已经能够自立了，这些职能已经不适合由教会承担了，所以很快就出现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比如说，现在教会为什么可以不太管教育？教会管教育是因为没人管教育，教会不管教育是因为有人可以办得更好。其实道理很简单，都是社会需要决定的。一旦在现代社会中对“魔”的需要减退了，那么很自然地，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也就一个个除魔了。首先是经济领域。因为经济生活有它自身的游戏规则，不能完全以基督教的仁爱伦理来作为期待，于是基督教伦理就退到后台发挥作用。再比如说，学术也是这样的。现代学术越来越复杂了，肯定不是教会能够——规范得了的，所以教会也就很自然地逐渐调整自己的立场，承认基督徒有越来越大的从事学术研究的自由。所以西方的世俗化是一步一步渐进的，而不是说先是教会强行地要去抢夺什么，然而是国家又要强行地从教会那儿夺回来。其实都是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是渐进的、改良的。
第二，一个非历史的命题。西方所谓的“着魔”是在一些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实现的，这些特殊历史条件是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的，或者说没有同时具备过的。所以说中国也确实没有出现过真正西方意义上的、基督教语境中的着魔的状态，中国其实根本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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